中篇：我的导师
读研时期，最重要的老师自然是自己的专业导师。过去懂行的人都说，读大学看学校，读研究生看导师。
我的导师是郑孟彤教授和李文初教授。两位老师一辈子传道、授业、解惑，可谓桃李满天下。我虽忝列门墙，但自问够不上升堂入室的水平，充其量不过是望夫子之门墙而未入其宫的一个普通学生，且毕业后改弦易辙，没能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追随他们走下去，早非业内之人，隔行隔山，本无资格对其教学水平和学术成就置喙。
然受业三载，师恩如海。始自1986年5月在研究生复试考场上相识，止于他们相继西去，我与他们一直交往甚密，读书时跟随左右，亲聆教诲，毕业后也时常问业府上，请益无间。彼此以诚相待，放言悲喜，无尊卑长幼之忌，无沉浮得失之虞，书信或诗文往来频繁，还曾一度朝夕相处，一起合作写书，始终保持着深挚纯真的师生情谊，可谓亦师亦友。长期耳濡目染、耳提面命，受他们人格、学术的熏陶，因此对两位老师的学识品德还算有个大致的了解。故不揣浅陋，记录一些师生交往的点滴和片段，以表达对恩师的景仰和感念。
郑孟彤教授
郑孟彤老师原名郑华炜，1925年10月生于海南海口，解放前考入中山大学，解放初期毕业后留校，跟随著名文学史家詹安泰当助教。詹先生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时，给学生讲授的《离骚》尚未讲完，便交由郑老师接替他授课。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权威刊物《文学遗产》杂志创刊时，在中大任教的郑老师和黄天骥老师是华南片区最早的通讯员，很早便在刊物上发表论文。暨南大学复办时，他和中大的一批教师调到了暨大，几十年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我最初是从《唐宋诗词赏析》这本书认识郑孟彤老师的。那是1981年，我正在广西大学中文系上大三。那时诗词赏析这类书还很少，我在学校的书店里看到郑老师的书后便买了下来。仔细阅读后，发现这本书讲解详细准确，分析深入细致，且通俗易懂，对提高唐宋诗词的鉴赏能力很有帮助。可以说，我当时选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自己后来一段时期的研究方向，一定程度也是受到郑老师这本书的影响。
1985年底我打算报考研究生，在招生目录的导师栏上看到郑孟彤教授和李文初教授（两人合招）的名字后便毫不犹豫地报考了。
1986年9月考入暨大后，凡是郑老师教过的学生或熟悉郑老师的人都对我说：“你有一位好导师。”刚毕业的同门师兄、广西同乡王力坚（郑老师83级的研究生、毕业时分配到深圳教育学院任教，后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并留校任教）离校时特地到宿舍找到我说：“有师如此，何其有幸。”
入学不久，我们3个同门弟子去拜访文艺理论家、系主任饶芃子教授（不久后当了副校长），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的饶老师对我们说，郑老师在中大时曾当过她们班的班主任兼政治辅导员，她毕业留校后与郑老师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1958年暨大重建，他们又一同从中山大学调到暨南大学。共事几十年，她一直都很敬重他。现在郑老师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是受学生喜爱的老教师，也是她在系里十分倚重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郑老师中等身材，瘦如修竹，面庞清癯（后来才得知他患有肝病），前额宽广，目光柔亮，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不急不慢，略带海南口音，脸上总是挂着亲切友善的微笑。他文质彬彬，略显文弱，出门总喜欢带把长柄雨伞。
郑老师教学认真、治学严谨。开学伊始，他就为我们拟定了培养方案，精心设置课程，悉心挑选任课老师。对需要系外老师上的课，比如“文献检索”，他在开课时亲自带我们去拜见任课老师、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和文献目录学专家刘钧鸿先生，以示尊重和重视。
郑老师给我们讲授了《魏晋南北朝韵文》《魏晋南北朝散文小说》《魏晋南北朝文论》《建安文学研究》等课程。他不用现成的教材，也没有固定的教案，但胸有成竹，娓娓道来，还经常参加我们的课题讨论，认真批改我们的读书笔记。在学习上他要求我们多读经典，广泛接触古代文史哲知识，为今后专深研究打牢基础。在科研方面，他强调不要搞空头的理论，观点一定要从材料中提炼，有材料支撑，而不能本末倒置。
郑老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发展史略》《唐宋诗词赏析》《李清照词赏析》《建安风流人物》《醉翁艺苑探幽》，合撰的有《汉魏六朝诗译释》《苏东坡诗词文译释》《中国文学知识宝库·宋辽金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简史（对外出版英文版和法文版）》等，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参与撰稿的辞书11种。
读郑老师的论著，感觉他写的断代文学史及评论作家作品史论结合，有史有论，论中有史，史中有论，论析深刻透彻，阐述鞭辟入里，有见地，有新意、有启示。
郑老师心地善良，可亲可敬，是个很和蔼、很谦逊、很有涵养的长者。他宽宏大度，温润如玉，从不对学生大声喝斥，不强迫你认同他的观点，对我们从不以老师身份骄人，始终把我们作为平等的青年朋友来对待，从无疾言厉色，也从来不讲“你们懂吗？”“你们知道吗？”这类居高临下有老师架子的话。每次到他苏州苑19栋二楼的家里，他或师母会泡茶招呼，走时他更是必定亲自送到楼下，直到我们走远了才转身上楼
郑老师注重提携后学,甘为人梯。我刚入学不久，北京一家出版社约他为《宋词鉴赏辞典》撰稿，他推荐我一起参加。
1987年3月出版
虽然在此之前我也曾应出版社之约撰写过此类稿件，但以前写的都是自己用心研究过的作家作品，而这次要写的作家却颇为冷僻，有些地方自己也把握不准。因而初稿写完后我送去给郑老师过目，请他把关。第二天郑老师来到我宿舍，把经他修改过的稿子还给我，并嘱我书写不能太潦草。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他改正的红字，顿时满脸通红。我向来书写马虎，字如鸡爪，为此也曾吃过不少亏。郑老师的批评让我铭记终身。
文章抄正后，我署上了郑老师和我两人的名字。当我把稿子送给他时，他打开一看，马上掏笔来“刷刷”地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我忙解释说：“文章是出版社约您写的，又经过您修改，署名是应该的。”郑老师说：“你是我的学生，老师给学生改文章是自己的职责。况且这些文章对我无关紧要，而你多出点成果也许以后有用。”后来经他推荐我还为出版社撰写了多篇文稿，也都经他修改、审定，但他一概坚持不署他的名字。
郑老师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每年都会收到许多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但我们读研期间，郑老师身体一直不太好，已很少外出参加会议。为了增长我们的见识，如有他认为有价值的学术会议便让我们代他参会，为我们向更多的专家学者请教创造机会。
郑老师爱生如子，在生活上对我们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当时我们住在金陵苑一栋研究生宿舍5楼，没有电梯，没有电话，郑老师经常拖着病体爬上楼来看望我们，查看我们的生活情况，在宿舍里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印象中，他应该是我们文学院到研究生楼里次数最多的老师。
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孩子出世了。当时我领的是职工助学金，除了每月交伙食费和购买书籍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还得攒下假期回家的路费，以及给孩子买几罐好奶粉，故囊中羞涩，生活拮据，肉菜也不敢多吃，曾有一次因营养不良在校医室打葡萄糖时突然昏倒。郑老师得知后时常给我一些“麦乳精”、“蜂王浆”之类的营养品，鼓励我坚持完成学业。每次放假回家前去向他辞行，他和师母还常让我带些师母养蜂酿制的蜂蜜回去给家人。
研三那年，郑老师让我们在准备论文之余练习写旧体诗词，他认为这虽不是培养方案中的必修课，但却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必修课，研究诗词而自己不懂创作，终究是“隔”了一层。他自己因为跟随“岭南词宗”詹安泰先生多年，早已是诗词高手，发表了近百首旧体诗词。
于是我便按要求写了几首练笔，其中试填了一首词《江城子》，反映假期自穗返乡黄昏车过当年插队农村的感触，得到郑老师的好评。
另写了一首近百行的古风《示儿》，倾诉又当学生又当爹的艰辛与无奈。郑老师阅后在卷面上连写了两个“好”字，并说要推荐去发表。师母背地跟我说：“郑老师看你的《示儿》诗，眼泪都掉下来了。”
1989年毕业前夕，郑老师在家中设宴为我们3个研究生饯行。他以茶代酒（他因肝病不能喝酒），与我们频频举杯。席间畅叙师生之情，可谓其乐融融。除了惜别和祝福之语，郑老师还说了很多深埋在心里的话。我这才发现坐在我们面前的他，不但是个感情丰富、慈爱善良的长辈，还是个极具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学者，是一个典型的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去。师母说，很久没见郑老师那么高兴、那么动情了。
毕业前夕郑老师和我们在一起
郑老师安贫乐道，生活俭朴，烟酒不沾，清心寡欲，读书、教书与写书几乎是郑老师工作及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住的房子从我认识他开始直至他去世从未装修过，地板是粗糙的水泥板，门窗是油漆剥落的木门窗，家具也都十分破旧，天花上的电风扇摇摇欲坠。但他安之若素，处之泰然。
郑老师一辈子潜心学术，我们读研期间，他已患病多年，但从不因此而放弃或懈怠，年年在《文学遗产》或《文学评论》等本专业的权威刊物发表论文，质量和产量之高，让人惊叹。他从事研究和写作从来没有要我们研究生帮他做过任何收集资料、抄写卡片之类杂事，有时出版社的约稿太多他实在忙不来，就让我们分担一部分，完稿后署上我们自己的名字。
我回校参加活动时去拜访郑老师
我毕业后逢年过节或有事没事经常回学校看望郑老师，他也到过我单位几次来看我，还和李文初老师一起应邀出席过两次我单位主办的社会活动。
1991年，郑老师和李老师应邀出席我单位举办的庆典活动。这是我保存的唯一一张两位导师同框的照片
尽管同在一城，也时常见面，但我和郑老师之间还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我至今仍珍藏着几十封他的来信）。郑老师的书信字迹工整，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内容多是关心、询问我的工作情况、我近期的写作计划，谈论他写书的进度、他近期发表的论文、他的身体状况和病情检查结果，通报我们共同撰稿的书籍出版进度。
郑老师写给我的部分书信
我读研期间参与撰稿的一些书籍毕业后出版社才把样书和稿费单寄到暨大，郑老师总会帮我代领并写信通知我抽空回学校到他家里领取。
刚参加工作时，只要我们编辑的报刊出版发行，我每期都会寄送给郑老师。如果他看到报刊中有语法错误或错别字，常会来信一一指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常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些杂文或杂谈，他每读到便写信给我予以鼓励。
退休后郑老师仍笔耕不辍。那些年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学术著作出版已很困难，但他一边在信中自嘲书生无用，一边又不计晨昏挥笔写书。就是住院了，他也会在给我的信里感叹：“几个月时间白白过去了，没能写一个字。”
郑老师淡泊宁静，不喜欢热闹，自有一种精神和境界。他从不沽名钓誉，从不贪图虚荣，也从不懂得为自己宣传和造势，一生保持着纯粹的书生气质，清净内敛，含蓄蕴藉，静默低调，不事张扬，有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单纯、天真、清高和迂阔。
郑老师几十年来疾病缠身，从慢性肝炎发展到肝硬化，再发展到肝癌，饱受病魔的折磨，但他从不愿打扰和折腾别人，始终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每次住院我去看他，从未见他有萎靡不振的颓态，也很少见他谈到自己，更多的是关心我最近读些什么书？写些什么文章？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家人怎么样？
有次他在传染病科住院，特地写信告诉我不要去看他，怕我被传染。后来我还是去看他，他便责怪我不该到这些地方来。待我临走时，他又一再叮嘱我出病房后一定要好好洗手，免得传染家人，并告诉我门外走廊洗手盘的位置。
就在他最后一次住院，过完春节我有一天晚上去医院看他，当时他已下过“病危通知”，说话已很困难，却一再催促我早点回去，说晚了路上不安全。
1997年3月16日，我听说郑老师情况不好，便到华侨医院去探望。当时他已住进重症监护室，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枯瘦如柴，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但神智还清楚。我在他床前呆了大约10分钟，他一再断断续续吃力地对我说“谢谢”“辛苦了”，催促我早点回去，说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并示意在一旁陪护的师母从床头柜拿出一本他早已签好名的新著《中国文学知识宝库·宋辽金卷》送给了我。
末了，他眼睛里噙着泪花，挣扎着把那只我握过了不知多少次的熟悉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与我握别。他的手布满了针眼，筋骨毕露，颤颤巍巍，我一阵心酸，赶忙俯身双手握住他冰凉、干枯的右手。
没想到这竟是与他最后一次握手。第二天晚上，师母打来电话，告知郑老师已于3月17日下午4时驾鹤西去，并嘱我联系在《羊城晚报》上发个讣告。
握别指温尚未寒，丧音凉透白云山。
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但突然听到这个噩耗，泪水仍忍不住夺眶而出。
送他远行那天，在一个仅可容纳十余人的小告别厅里，没有繁缛的仪式，也没有人致悼词，郑老师就这样默默远去。
一生淡泊，一世简朴。静静地谢幕，悄悄地离开，我揣测这也许是郑老师的心愿。
（原题《最后一次握手》，收录于作者散文、杂文集《琴剑篇》，广州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李文初教授
我的另一位导师是李文初教授。李老师系湖南省宁远县人，1936年9月出生，比郑老师小11岁，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年制），1961年本科毕业后免试留校就读研究生，师从于大名鼎鼎的古典文学专家、一级教授游国恩先生。
我也是先读到李老师的文章尔后才认识李老师本人的。我在广西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任助教时，兼任著名作家秦似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长子）主编的《语文园地》（后更名为《阅读与写作》）期刊的编务工作。1985年李老师在这本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谈论陶渊明诗文的文章，我读后觉得很受启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便饶有兴趣地寻找他的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陶渊明论略》来阅读，得知他是国内陶渊明研究的名家。报考研究生时在招生名录中看到郑孟彤教授和他一起招生，便决定报考。
1986年2月，我笔试考完后自我感觉不错，过了一段时间便冒昧给两位老师写信询问考试成绩并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科研情况。
我大学的毕业论文。这是我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我最初涉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敲门砖”
按当时年轻人给素不相识的前辈或名人写信并希望得到回复的惯例，随信还夹寄了一枚8分钱的新邮票。李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信解答我提出的问题，并告知因郑老师的女儿当年也报考了本校本系同一专业但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导师的研究生，郑老师按规定回避招生工作，所以有事与他联系，并随信还退回了我附寄的邮票，让我感动之余又十分羞愧。
1986年9月我如愿考上了暨大，有幸成为李老师研究生中的“开山大弟子”。入学后，学校召开了迎新大会，李文初老师作为教师代表上台讲话。那时他刚50岁出头，高高的个子，略显清瘦，衣履整洁，文质彬彬。站在讲台上不带片纸，侃侃而谈，文采丰赡，风度翩翩，尽显名师风范。他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优雅的谈吐、潇洒的举止折服了全场，讲完话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周围的同学知道他是我的导师时，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读研期间，李老师给我们开讲了《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魏晋南北朝韵文》《魏晋南北朝散文小说》《魏晋南北朝文论》《陶渊明研究》等课程。李老师教学有方，既重详细的考据引证，又有理论的阐述分析，旁征博引，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启牖指点。比如上《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讲到原本抽象深奥的魏晋玄学时，他以丰富的史料，形象的语言，精辟的见解，把“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等玄学的基本概念阐述得具体生动，通俗易懂。所以我们都喜欢他的课，每听一节课都觉得是一次知识的盛宴、精神的享受。
李老师注重奖掖后进，也许是认为我还有些写作的基础，我刚入学他便把一些出版社向他约稿的小文章或辞书的词条撰写交我完成。其中分量较大的是《诗词曲知识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汉魏六朝部分和一些诗词赏析文章。
1987年9月，李老师按照教学计划带我们3个研究生外出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关于陶渊明诗文和南朝山水文学的田野调查。
那时研究生每年都有一定的学习经费，但支出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例如出行，火车只能坐硬座，汽车也只能按汽车站普通客车的车票报销，住宿费一晚不能超过5元。老师则另按教职工的差旅费标准执行，坐火车符合规定的可坐卧铺，住宿标准也远高于我们。但这次出行李老师却坚持与我们同吃同住同行，坐火车也一起坐硬座，结果第一天就饱受舟车劳顿之苦。
我们出行那天（9月11日），一行4人早上9点30 分乘广州至上海的特快出发，次日凌晨4点40分抵达江西向塘西站转车。当时车上没有广播报站，列车员又不提醒，险些误事。我们仓促间跳下火车，但见站台黑灯瞎火，风雨交加，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糊里糊涂分乘两辆前来兜客的三轮摩托，每人5毛钱，一路颠簸赶到向塘站。天还没亮便又挤上路过的广州至杭州的直快。因列车严重超员，别说座位，车厢内几无立足之地。我和李老师只能紧挨着被挤在两节车厢交汇处的厕所门前，地上一片湿漉，满地泥泞，行李都没法放下。幸好40分钟后即到达南昌，中午又转乘特快列车，3个小时左右到达九江。因经费所限，好不容易才在汽车站附近找了一个招待所安顿下来。这个招待所条件十分简陋，房间连卫生间都没有的，洗澡要到公共澡堂，但李老师仍执意与我们住在在一间4人房里。
第二天（9月13日）我们坐车去陶渊明故里柴桑（湖口县江桥乡），到湖口汽车站后便买好下午3点10分返回九江的车票。谁知当我们下午从石钟山赶到车站时班车早已开走。原来那时实行夏时制，本来全国当天已恢复使用北京时间，但该站却自作主张当天仍沿用夏令时（早一个小时）发车。我与和勇据理力争，几经交涉，自知理亏的站方终于答应在下一班车给李老师安排了一个座位，我们3人则只能坐在车上的发动机盖和工具箱面上返回。虽然李老师对此事始终心平气和、不愠不恼，但我心中却感到有些愧疚。
此后李老师便联系当地的政协文史办、政府县志办、地名办予以支持、帮助，带着我们披星戴月、爬山涉水，到湖口县、九江县、星子县、庐山等陶渊明足迹所到或诗文曾描写之处探访、踏勘。一些县的政协领导见李老师到访还出面接待、派车，个别军事禁区，如距星子县城南康镇20多公里处陶渊明墓（明代李梦阳所建，并非真墓，但有很多碑刻，现在海军某部后勤仓库范围内）也因有当地文化人持介绍信而一路绿灯。
我们一路风尘仆仆、马不停蹄，走斜川、东皋，访西畴、秀峰，还参观了陶渊明纪念馆和白鹿洞书院。我们师生一起亲密无间，无拘无束，怡然自得。
在庐山旁相传陶渊明醉后高卧的“醉石”（疑后人附会）光滑平坦，两侧溪水奔流，李老师临风而立，在巨石上南宋理学名家朱熹手书的“归去来馆”四字旁神采飞扬、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诵读陶渊明的诗句。山水交融，人石两忘。其感人之心弦，濬人之灵智，动人之情景，至今如在眼前，永难忘怀。当时我就感觉他像极了魏晋时超凡拔俗、隐逸林泉、寄情山水、啸傲风月的某位名士。可惜我笔力不逮，实不能传李老师当年的风神逸秀，欬唾珠玉。
1987年9月16日，李老师（居中者）和我们在江西考察陶渊明诗文。左二和左四为星子县政协文史办陪同人员，右一为符宣国，左一为作者
在庐山秀峰聪明泉
一路上李老师还经常给我们回忆他当年在北大跟随游国恩先生治学和他的北大同学的一些往事，大师和前辈学者的风姿神采和逸闻趣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庐山秀峰第一山。右起依次为符宣国、李老师、星子县政协文史办陪同人员、李希跃
可惜的是一周后李老师接到电报，催他回校签署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的合同。临行前，他在九江的一个小饭馆请我们吃了一顿晚饭，并指定我为组长负责安排好余下的考察行程。
1988年4月4日，李老师启程赴日本讲学，那时我们已快要进入撰写毕业论文阶段。
李老师到日本后仍牵挂着我们的学习，时常来信询问我们的学习进度和论文撰写情况，介绍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现状，我也经常去信汇报我们的学习情况和存在问题。由此鳞鸿频数，相契日深。
李老师在日本讲学期间，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师母吴老师有一次在图书上架时不慎扭伤了脚，他们的两个女儿尚未成年，我们3人便时不时轮流去他家里帮忙做一些诸如扛煤气罐之类的粗重活。李老师每次来信总是十分客气地表示感谢。
1990年3月，李老师从日本回到广州，那时我已毕业将近一年。他特地写信告诉我说有两个月的补休假期，让我抽空到他家坐坐。于是到了周日我便迫不及待地回到暨大拜访李老师。久别重逢，师生相谈甚欢，他送给我一条从日本带回来的“圣罗兰”皮带和一些日本工艺品。
此后，我每年都会到李老师家几次。或逢年过节，或有事没事，只要兴之所至，辄叩门造访，有时还带着儿子一起前往。每次晤面，彼此都兴致盎然，海阔天空，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主要还是听他品书谈艺，考字徵文。他谈锋甚健，我大多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他的热情平和，亲切从容，博学睿智，幽默风趣，就像一块强力的磁石，让人如坐春风，流连忘返。好几次聊到饭点但谈兴正浓、意犹未尽便留在他家里吃师母吴老师做的家常饭。
除了我到学校登门拜访，李老师也曾多次到仓边路我工作的单位看望我，了解我的工作环境，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每当有新的著作出版，李老师都会认认真真、工工整整地签上名盖上章寄赠予我。当他大女儿成婚时，在校内的明湖楼摆了两桌婚宴，他邀请十多位至亲好友参加，我也叨陪末座。
1991年李老师接到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约请，请他主编《中国文学知识宝库·魏晋南北朝卷》，他邀我一起共同完成这本25万字的通俗读物的撰稿，他负责魏晋部分，我负责南北朝部分。那时，我已毕业离校两年多，本职工作也十分繁忙，但想到是李老师的信任和器重，便欣然答应，回校与他一起商定了具体的篇目、体例和语言的风格。
李老师和我合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通俗读本
李老师退休后仍老骥伏枥，壮志盈怀。他是省文史馆馆员，除了参加省文史馆的活动，闲暇时间就整理自己的旧文稿，写诗填词。我一直想陪他到我家乡的黄姚古镇走走看看，曾两次与他商量具体行程，可惜最终均未能成行。
2006年李老师70寿辰时中文系为他举办了一个小范围的祝寿活动，我应邀参加并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我感慨道也许是李老师长年研究、浸淫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缘故，看到他我的脑子里就会跳出钟嵘《诗品》里评刘祯的一句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李老师颇有魏晋名士遗风，既有“建安风骨”的“梗概多气”，又有“竹林七贤”的旷达飘逸，是当代有品有节的谦谦君子。
作为陶渊明研究专家，李老师的品格与陶渊明有几分相似。恬淡冲和，谦逊洒脱，卓立特行，仿佛与世隔绝、不问世事、无所褒贬，但实际正如鲁迅先生评陶渊明所说：“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他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民生，关注教育、关心学术。对当今一些媒体动辄称某些人为“大师”甚感困惑，认为这是商业广告语言污染造成词汇的“通货膨胀”。对于外界事物，始终泾渭分明，有自己的是非标准，绝不曲学阿世。
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面对何人，李老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正气昭昭，总是真诚相待，无半句虚言假语，无半点虚情假意。虽不愿轻易臧否人物，从不夸己之所长，不折人之过，但对学术界存在的一些张声势、钓虚誉，媚世媚时，投机取巧的不良作风他也会发声谴责或表示不齿。
但我觉得李老师大多还是活在自己的“桃花源”里，他虽有愤懑，有不平、有困惑，但说话的风格都是微讽隐喻，从不“怒目金刚”式的锋芒毕露，也从不为此而纠结于怀、萦绕于心。一吐为快、直抒胸臆后转身又安安心心、平平静静地回到自己的“三昧斋”钻进象牙塔里做学问去了。可谓既“孤介”、“贞刚”，又“飘然”“静穆”。
李老师就读名校，师从名师，学脉纯正，一辈子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著书立说，钻研学术，心无旁骛，志不他迁，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著作10本。他的著述寄妙旨乎篇中，寓高情于笔下。文笔俊逸，持论不俗。
李老师治学严谨，学问精专，一以贯之地践行他的导师游国恩先生所说：“要搞传世之作，不要写酬世之文。”从不投机取巧写应景文章，且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天地。他读研时的研究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后来研究范围扩展到魏晋隋唐文学，从此一辈子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深耕细作。总览他讲授的课程内容、撰写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无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曾有出版社提出让他承担宋诗研究的选题时，他以对宋诗没有系统深入研究为由婉言拒绝。他曾对我说：“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力气分散势必一事无成。”
重视文献与理论相结合是李老师一生追求的学术境界。他从不搞大而无当的空头理论，而是坚持从历史文献出发，主张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重视继承传统，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在考证学方面，他承袭了游国恩先生的学术血统，在外人看起来寡然无味但实际上最考人学问功底的考据方面用力很深，写了不少高质量的考证文章。例如《关于陶渊明生平的几个问题》、《陶渊明的思想分期与陶集诗文系年》、《读<诗品·宋徵士陶潜>札记》、《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东晋诗人孙绰考议》、《王羲之生卒年诸说考评》等。
一方面，李老师强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作历史考证，要尽可能充分占有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但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收集，加以考证。且不能满足于现成史料，也不能轻信已有的定说，要深入调查，收集一手史料。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爬梳剔抉，钩玄决疑，抽丝剥茧，辨谬订正，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惬心贵当，衡量取舍。
另一方面，李老师又要求我们在宏观把握和微观审视的基础上注重创新。他认为要判定一部论著或一篇论文的学术价值，一是看它引证的材料是否新。所谓“新”，并不一定是新出土，或仅为少数人垄断的稀世秘藏。比如他常说陈寅恪先生的许多重要论著，其引证材料往往就来自人人都能看到的古籍，只是从未有人用这些常见书中的材料来说明尚未被人注意的新问题罢了；二是看它有无新的见解。一种启人灵智的新见解往往是从翔实、新颖的材料中辨析、升华而来，或是受到某种科学的新理论、新思维的启导而产生。停留在材料的罗列而没有理论的营构和提升，难免流于琐碎、游离，只能在底层研究的阶段徘徊。没有理论色彩的论著，很难有超拔流俗的卓见和深刻精辟的阐释，也不可能有俯瞰全面、把握大势的气概。所以治学绝不仅仅是“逻辑”“考订”等等“程序”之事。
对此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中国山水诗史》这一崭新的研究课题，就是他主张“要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必须打破陈规，扩大视野，开辟新的蹊径”的具体实践。此书被列入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科研规划，并在李老师主持下由七位学者合作撰写。李老师负责全书总体框架及各编章节提纲的设定、统稿、修改加工和审定工作，并撰写了该书的《导论》和第一编《山水诗的孕育和形成》、第二编《山水诗的勃兴》。此书出版后填补了中国山水诗研究领域的空白，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好评，荣获“中南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和“广东省1995年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李老师非常强调要打牢治学的根基，认为基础决定高度，而打基础是个寂寞而漫长的过程,要求我们要甘坐冷板凳，不仅要有专门知识，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多读、熟读作品，对经史百家和历代诗文了如指掌、烂熟于心，而且要争取成为通才，不仅在文学领域内能触类旁通，还必须熟练考据、考证、蒐集材料等文史基本功，打牢治学根底。
他常引用孔夫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告诫我们不要急着发表文章。他说过去很多名师著述并不多，但每篇都很有分量，这就是功夫。而现在有些人太浮躁，今晚才写完的文章恨不得明早就变成铅字。他比喻说我们早上起来都要洗洗脸、梳梳头才出门见人，这不单是卫生习惯，也是一种礼貌。文章也一样，首先写作态度要认真，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绝不将就，绝不急就，不能蓬头垢面、错别字连篇就去见人。
李老师是一位典型的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读书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养成于心，浸润于骨，非常注重自身的人文涵养和灵魂的充盈。虽然毕生从事学术研究，许多人有时会发生错觉，以为他只精于考据而不解诗赋，但其实他的诗人气质非常浓厚。他出生在九嶷山麓，自幼深受南楚文化和灵秀山水的熏陶，胸中奔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身上孕含着传统文化的基因。他感情丰富，思维敏锐，素来对旧体诗的写作饶有兴趣，尤擅七绝和七律，退休后还尝试把楚辞《九歌》译为五言古诗。他离开教学岗位后，我们师生见面的话题便从论学变为品诗为主。见面时他会把他新近在报刊发表或打印好的诗作给我阅读，有时还逐句解释。别后一有新作，他会第一时间用手机短信或电子邮箱发给我分享。我学诗写诗有心得也乐于向他请教，听他教诲。
李老师送我留存的部分诗稿
李老师写诗最为推崇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认为他是唐代律诗最为成熟的代表。细读李老师留下的百余首七律七绝，或咏物感怀，或观景杂咏，或纪游怀古，或赠友题画，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感情真挚，意蕴深厚，抒情和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和象征的融合，可谓“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风格的确与文辞清丽、意蕴幽微、深情绵邈而有些诗句意象朦胧、隐晦难懂的李商隐诗作有几分相似。
2015年李老师患病住院后，我到华侨医院看望过两次。起初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前些年他身体还算健康，并无老态，除了住院做过一次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外，只是偶尔听他说起血液有些指标有点问题。所以见面时也只是简单地了解了一下病情，让他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并与他在旁陪护的大女儿互加了微信，以便随时了解病情。
5月12日晚，我收到他大女儿发来的微信，得知他当日已经辞世。顿时悲从中来，欲哭无泪，欲叹无声。第二天即赶去学校看望师母吴老师，在李老师遗像前焚香叩首……
回想起与他近30年亦师亦友、至深至厚的师生情谊，感念他和蔼可亲、温文儒雅的君子之风，我赶在去银河园向他告别前写了一首挽诗作为一瓣心香敬献于灵前，送他远行：
南来謦欬仰高风，昕夕亲炙继陶公。
凝眸恍见吾师在，顿觉方知精舍空。
解惑声声犹绕耳，指迷句句出深衷。
谁复作笺怀诗胆，临流洒泪听断鸿。
与李老师师生情谊近30年，除了对自己秉性愚钝，辜负了他的培养和期望，没能继承他的衣钵跟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外，有一小事也让我对他一直心怀愧疚。
李老师曾两次对我说起他在写他们家族的族谱序时，得知其祖上李郃为晚唐时湖广五省第一状元，也是唐代湖南唯一的状元——开湘状元，长于诗赋，曾在我家乡广西贺州当过刺史，深得同僚敬重和百姓爱戴，被尊称为“李贺州”，后官至吏部侍郎，有《李贺州集》存世。嘱我回家时去查查县志，看有没有什么详细记载。但因我每年都是春节期间返乡，那段时间图书馆闭馆，县志办放假，始终没能办成这件事。现念及此事，犹感遗憾终身，追悔不已。
恩师往已，追仰何及。现每当我从暨大西门出入经过羊城苑11栋时，我仍会情不自禁地抬头往东方仰望，李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常就在眼前，他仿佛仍然坐在他习惯坐的靠门面窗的单人沙发上，他的举手投足，他的欢声笑语，他的一言一行，一切都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难以忘怀……
（写于2020年8月4日，原题《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新三届》公众号推送）
暨大文学院中文系名师云集，读研期间，两位导师除了自己给我们亲授学业外，也鼓励我们多向其他的老师请教，转益多师，吸取学养，所以入学后我们三人还登门一一拜访了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汤擎民、艾治平、洪柏昭、王景霓、郭小湄诸位教授，他们都是学养深厚、学问精深、受人尊敬的专家学者。那时没有电话，无法预约，我们都是在导师处寻得地址在傍晚散步后贸然前往，但他们对不速之客均不以为怪，热情接待，悉心点拨，谆谆教导，倾囊相授，让我们满载而归。
图文｜李希跃
排版｜边晨越
审核｜肖丹
终审｜魏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