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8日下午，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长安应邀为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开展了一场题为“如何研究新诗选本”的学术讲座。   

讲座伊始，方长安教授从新诗选本的历史说起。中国新诗产生于20世纪初期，此后不久新诗选本问世。百年来既有新诗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有新诗选本出版的历史。方教授首先分享了重要的新诗选本：1920年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新诗集》，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较早选本。中国素来有古典诗歌的传统且成就辉煌，诞生于此背景下的新诗认可度不高，合法性也尚未建立，彼时新诗选本如何对新诗进行编录，其中大有意味可言。

紧接着，方长安教授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诗选本，如《分类白话诗选》、《新月诗选》、《现代诗钞》、《白色花》等。方长安教授指出，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至关重要的现象，百年来众多诗歌选本应如何进行研究，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随后，方长安教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即新诗选本与新诗史的关系问题。既然要研究新诗选本，就要看到它和新诗史本身的一个关系。方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既有的选本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新诗自身创作的发展，新诗选本与新诗创作同时存在，二者间的互动关系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现象。其二，是构建新诗的历史。有的新诗选本具有“以选代史”的功能和特征。其三，是选本塑造了新诗“经典”。选本通过遴选保存具有典范性的新诗，奠定其经典地位。

在明确了新诗选本和新诗发展的历史关系之后，方长安教授结合三个重要的新诗选本，来谈新诗选本研究的三种基本研究方法和路径。

其一，是在新诗创作发展史上研究新诗选本。方长安教授提到，研究新诗选本的诗歌史价值，首先要看选本自身的特征，即如何编写作品以及编写的立场。在1922年《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出版之前，最初的中国新诗选本主要将新诗分为写实、写景、写意和写情四大类，以分类选诗的方式编写新诗。这种分类方式显现出一种价值判断：符合这四大类的作品即是好的作品，此种选诗标准既有优势，但又存在隐患：一是具有排他性；二是有些诗歌具有多重特征，不能被简单分类；三是尤其推崇写实类诗歌，使得早期很多作品缺乏想象而诗意不足。早期诗歌探索已显示出一定的弊病，而选本的四类分法又凸显了新诗创作的负面特征，对当时诗歌创作产生不好的影响。相比而言，《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改变了分类选诗的惯例，以笔画繁简和发表年月先后编录诗人作品。破除了先前的价值判断，给新诗实践以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间。其中，这一选本对待外国诗歌和中国旧诗的态度也值得关注。《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引导了当时的新诗创作潮流，回答了如何写新诗的问题。

其二，是在新诗历史建构史上研究新诗选本。方长安教授提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新诗发展的历史，它既是历史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但同时又是我们归纳、阐释和建构出来的。由此涉及到的问题是：它是如何被建构，又是谁去建构的？以臧克家编著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为例，这一选本就具有以选代史的功能，有着明确的建构新诗歌史的目的，帮助培养青年读者的新诗历史观和新诗审美意识。相对于以前的文学史重构了新诗的历史，对诗人作品的遴选排列顺序也具有首创意义。

其三，是以新诗经典化为问题研究新诗选本。方长安教授结合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现代诗钞》从经典化角度解读：《现代诗钞》给予我们的一个启发是新诗评价的尺度标准或许要重建。这一选本所选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若从今天经典化的角度来看，其成就并不高。但换个角度思考，它收录作品数量较多的诗人，在后来传播接受度都比较高，多数有一首或几首公认的重要作品，如此一来选本的经典化概率又很高了。这一现象涉及到两个相关问题：一是近百年来新诗经典化的历史是否可靠？二是我们应重审闻一多所选取的诗人诗作与其取舍标准之间的关系。方长安教授对这两个问题以及《现代诗钞》的意义价值作了细致解读。

讲座最后，贺仲明教授为本次讲座作结，并对方长安教授以及前来听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他指出，方长安教授在讲座中所体现的对文献资料搜集与选择标准的注重、文本细读的能力以及深广的文学史视野，都对同学们做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至此，“如何研究新诗选本”讲座圆满结束。

撰文：张悦

摄影：张悦

审核：贺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