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如约走进了暨南大学原副校长、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宗安先生的办公室。办公室的窗敞开着，一派葱郁的春景给人以无限的生机。
屋内一隅，书桌上的电脑、茶杯及笔墨，均整齐地放置在桌上。尤为引人注目的即是那套五卷本的《朱杰勤文集》，仿佛在默默中呈现着纪宗安先生多年来倾注于中外关系史的专注与坚韧。作为文学院历史系毕业的优秀校友，纪宗安先生从攻读博士研究生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暨南大学这所国内最早的华侨高等学府，从1985年到2023年，近40年的人生美好时光，纪先生见证了文学院和暨南大学的跨越式发展，留下了一段“巾帼不让须眉”的佳话。如今，我们便循着她温和、富有活力与热情的声音，重温那段不平凡的人生求索之路。
纪宗安先生于书桌前
一、岁月沉淀 勉力前行
生于1949年的纪宗安，俗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新中国成立前后，正是中国转折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并由此开启了海外留学生回国、重视知识分子与教育的狂潮。纪宗安曾表示，在15岁以前，她的人生经历可以概括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一帆风顺，非常幸福！”每每讲到这里，她的话语里总带有自豪与兴奋。
纪宗安是安徽寿县人，生于安庆。5岁以前，她一直生活在南京，后来才随父母迁居到西安。纪宗安的父亲是20世纪40年代末，曾考取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医学博士。新中国成立，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留学生发出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号召，纪宗安的父亲义无反顾地冲破各种阻挠风险，毅然和一批爱国青年乘船横渡太平洋回到北京，并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派，辗转在南京、西安等地的部队医院任教职，为国家军队流行病学的开创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纪宗安的母亲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小享受新学教育，具有先进、开放的思想理念。毕业于南京的教会护士学校后，她就一直追随纪宗安的父亲在原总后第四军医大学的附属护校任教，为军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护士。
纪宗安父亲留影
纪宗安父母的留影
所以在这样的家庭中，纪宗安的童年生活十分快乐，舒适、平稳和沐浴着良好的家风，使她自小培养了求学上进的习性。从小学到中学，因为学习成绩保持优异，她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初中时的班长、高中时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这种自强不息、一路前行、不断向上的经历，留在了她青少年时期的人生印册上。
文革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的平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纪宗安的家庭成为了被革命的对象。她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样，1968年底，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先后辗转于汉中农村、陕北黄陵第四军医大学（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五七干校以及山丹军马场等地，当过农民，农工，在马场干过加工厂榨油工、小卖部售货员、加工厂会计、中学教师等不同的工作。转眼8年过去了，纪宗安在祁连山下的大草原上，将不同职业的“酸甜苦辣”都尝了一番。回忆起那段往事，纪宗安曾表示：“我虽受到文革的冲击，但却让我丢掉了身上原有高高在上的骄娇二气。这当中肯定有辛苦，但更多的是珍惜和感恩。”令纪宗安感受最深的，仍是担任马场子弟学校的语文教师兼初高中班主任的时光。面对学生们的调皮捣蛋，她没有选择单一的惩罚，而是坚持严格要求与细致入微的关怀，用劳动和学生们拉近了距离，建立起长久的师生友谊。
纪宗安曾在“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来到甘肃山丹军马场。此为重回军马场的留影
不仅如此，作为教师，而且是语文教师，也给纪宗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她曾表示：“为了当好老师，我想方设法地去搜寻了许多教学参考资料。记得当时，我订了好几份师范大学的学报，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对马恩列斯毛的文章、对鲁迅的文章、甚至有对中国古典文学诗词的解析，令我受益匪浅。”“教学相长”，是她对这段经历最大的感慨，也让她在77年参加第一届恢复高考时，一举成功。
1977年高考制度终于恢复，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纪宗安从得知消息开始，就进入了紧张的备考，希望回到梦寐以求的校园。当时她除教高中两个班的语文，还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每天从清晨带操开始，一直到晚自习结束，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因此，她只能在结束了教学任务后，点着煤油灯复习到凌晨两三点，一个人默默咬牙坚持着备考。
勤勉、刻苦，正是纪宗安在学习过程中虽屡遇波折，但最终仍能从考生中脱颖而出的诀窍。经历了只有一个来月紧张的复习日夜，纪宗安终于以张掖地区文科第二名的成绩，如愿被录取到兰州大学历史专业，从此开始了一段新的学习历程。
二、追随良师 潜心学术
进入历史学科的学习，对于出身医学世家的纪宗安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入学后因为缺乏历史文献的功底、又受语言条件的约束，让她在硕士学习阶段，特别是研究中亚史时遇到了不少难关。为了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纪宗安曾常用三个坐垫在教室、图书馆、阅览室占座学习，去古籍书店买书，抓紧能够学习的每一刻。这般的刻苦加上“能坐得住冷板凳”的功夫，让她在四年后成为全班唯一所有课程都在90分以上的学生，得到了师生的赞许。然而她在采访里还是乐观地表示：“那时的我们，对知识的渴望用‘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重返校园的77级、78级学子，对于重返校园抱有极大的学习热情，早已胜过了一切。
纪宗安于书架前
1982年的初春，正当毕业季在欣喜和期盼里悄然来临时，同学们都面临着人生分岔路口的抉择。是就业还是深造？是去政府机关、去企业或是留校任教？这些问题让不少同学举棋不定，陷入深深的困惑。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纪宗安几乎没有犹豫和纠结。自28岁被兰州大学历史系录取，她就决定本科毕业后读研，继续深造。班主任曾找她谈话，希望她慎重考虑，最好留在系里投入刚起步的敦煌学研究。而她只是果决地回答了一句话：“我还没学够，还想再读几年书。”这种“没学够”的拼劲，几乎伴随了纪宗安的整个求学之路。一眨眼，她就在兰州大学度过了七年。而令很多人不解的是，长期居于北方的纪宗安，在硕士毕业后却选择了南下广州攻读博士。
纪宗安与广州结识早。1966年，当她第一次大串连来到广州时，就被广州整洁有序的市容以及文明平和的社会风气所吸引。无论是城市文化景观、坦诚包容的人际关系似乎都远离当时喊打喊杀的文革乱象，让她觉得十分惬意。她在兰大研究西域史、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以及具有标志性的丝绸之路。在纪宗安看来，它的草原道、沙漠道、绿洲道、南海道，相互连结成了一张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网，使之既有深䆳的内涵，也有宽广的外延，很值得继续深入探究。于是在导师的劝说下，纪宗安决定来广州参加暨南大学博士生的考试。“朱杰勤教授是整个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奠基人，我想跟随他学习。”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无法从脑海里抹去。她想到，因此她来了，哪怕放弃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职的机会。
“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只想尽力一搏。”纪宗安回忆道，“我是6月2日来到暨南大学的。6月24日考试，中间大概经历了二十来天的时间。于是从早到晚，恶补我南海历史知识的空缺。我采用的方法是拿着《辞海.地理》分册，一条条翻阅有关陌生的词条，把知识点尽快装入脑子里。”抱着“试一试”心态的纪宗安，博士录取通知书发到兰州大学时，人已经准备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上“中国通史.宋辽金元”段了。这封录取通知书对她而言，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说到这里，她的脸上露出了会心一笑。自此，她在暨南大学师从朱杰勤教授，成为了暨大招收的第一位主攻中外关系史方向的女博士生。
纪宗安与朱杰勤教授的四人合影
朱杰勤教授是1933年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多次辗转于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以及中山大学任教。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后，暨南大学复办，朱杰勤教授才重返暨大历史系，担任了系主任一职。此外，复办后的暨大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工作，为实现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目标，文学院也特别注意把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把教师的科研成果体现在新课程中，同步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不久朱杰勤教授又筹建了华侨华人研究所，为首任所长，备受学界瞩目。
暨南大学专门史（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学位点，正是在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才设立的。次年从春季到秋季，朱杰勤教授先后分批次地招收了七名博士研究生，这是暨南从清末创校以来招收的第一届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从而使学校教育工作进入了新的最高层次。
朱杰勤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大师，他曾强调：“中外关系史的作用在于任何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关系到本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今天我们走向世界，执行开放政策，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更适应国家需要和群众要求。”朱杰勤教授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呐喊疾呼、来回奔波的不懈努力，让纪宗安在跟随朱先生治学的时候，在为人处世、学术研究等方面受益匪浅，磨练出刻苦勤勉、坚韧不拔的治学态度。
每当回忆起朱杰勤教授，纪宗安的声音就会变得舒缓，腔调里满是对求学岁月的怀念。“在我备考和入学后，朱老师不顾腿疾，两次到研究生宿舍楼上来看我们，让我倍受鼓舞和教育。”朱先生自学成才、朱师母又是一个为人称道的“贤妻良母”，在生活起居上给先生妥贴的照顾。让先生心无傍鹜，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与科研。朱先生是严师，对弟子们不仅在学习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还很关心大家在政治上的进步，是立德树人的好导师。据纪宗安回忆，每逢上课，朱老师从不让学生代劳，总是提前泡茶、擦拭黑板，准备好上课器具。“他的上课风格很有趣，重视讨论在教学过程的作用，并且引导学生进行思考，非常有特点。”
纪宗安参与1988年博士论文答辩时的留影
纪宗安还记得，在自己写博士论文时，朱老师指导的学生共有七人。他给每位学生的论文从选题到提纲内容，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资料和悉心的指导意见，全过程地帮助学生对论文稿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磨和修改，对一位七十余岁的老人而言，同时指导七位博士生，实在是太劳心劳力了。“朱先生走得太早了，非常突然和意外，也是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他过度劳累...”说到这里，纪宗安的声音带着哀惋与叹惜。
朱杰勤教授的七位博士生毕业时在老文科楼前合影（纪宗安为右二）
1988年春季，博士毕业后，面临北京、西安、成都和广州四个工作和居家地点的选择，纪宗安再次进入了人生的转折点。广州包容、开放的人文气息，毗邻港澳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独有的岭南文化都深深吸引着她。虽心有所属，她和丈夫还是玩了个游戏，一人一张评分表，独立给各项评分，结果还是广州胜出。于是她决定留在暨大任教。尽管这里远离亲人、方言也不熟，但——“三十多年过来了，证明我们的选择没错。”纪宗安的语气里满是欣慰和自豪。
三、行政教研 相得益彰
从兰州大学本、硕的七年学习，到在暨南大学读博的三年，这十年不间断的大学生活，始终让纪宗安感觉“如梦似幻”。十年里，纪宗安对待学习“如醉如痴”的情怀，使她真正把书籍与阅读当作了伴侣，想要把辍学的十二年时间悉数补回。因此，她表示：“88年我毕业留校了，再次进入到教师行列，只不过经过一次轮回后从中学教师变为大学教师而已。”
纪宗安与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合影
留校以来，纪宗安见证了暨大的飞速建设与发展。从1991年起，纪宗安历任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统战部长、教务处长；2002年，纪宗安始任副校长，直到2010年卸任；至2014年，纪宗安六十五岁退休后，依然关心学校的建设发展，接受返聘并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主持科研项目，主动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担任了广东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校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也是她七十岁时结束了返聘，可以多些时间回到书桌，静心地阅读那满书柜的专业书籍。多年前，她曾担当过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但行政事务緾身，总觉得专业上用力不够，成果不多，深感抱憾。到了晚年终于可以有点弥补，实乃幸事啊。
谈到在暨南大学任职多年的感悟时，纪宗安表示：“科研固然重要，但最终是要回到人才培养上，要让科研为人才培养服务、为社会服务。”她认为，当时很多教师都希望能够全心全意地在学术领域做科研，而不愿意兼职行政工作。但实际上，以她的工作经历而言，行政工作极大地锻炼了她的能力。这既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锻炼，既是付出，也有收益。
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暨南大学作为国内华侨的最高学府，本身就具备华侨学生多、学风自由开放等特征。2002年，纪宗安开始负责暨大对港澳台侨等地区的招生工作。2006年，新的教育政策出台，规定港澳台生与内地学生收取同等学费，引发了港澳生报考暨大的热潮。港澳生和内地生同居一校，给予了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交流的机会，也构成了暨南大学开放包容文化的底色。
纪宗安带过一些港澳的研究生，在她看来，港澳的学生并不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只有“贪玩”、“不认真”等刻板印象。相反，港澳生的学习热情和素质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有一位香港女生，凭着对历史的兴趣和热诚，辞掉了电视台报酬丰厚的工作，来暨大读硕士。她研究中国晚清到民国留日的女生群体，整理了大量的资料，非常刻苦。”据纪宗安回忆，这位香港女生的文案功底很好，按照香港文员的要求进行了资料梳理，最后梳理的成果条理清楚、令人赏心悦目，让纪宗安对香港文秘工作的训练产生了更深的认识。
在纪宗安看来，港澳生学习的一大特点就是“活跃”。“香港学生在学习中外关系历史时，思维活跃，有自己的兴趣和视野。”据她了解，有不少境外学生之所以学习历史，就是想不忘本、不忘文化的根。“例如我所带过的一个香港男生，他本身对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学位论文的主题就选择了精武馆在东南亚的影响，论文也做的蛮精彩。”
此外，纪宗安表示，自己其实挺愿意给港澳台侨等外招生讲课。中国厚重的历史，能够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令她难忘的是，当她讲授《丝绸之路研究》课程时，有两个读经院商科的香港女生对丝绸之路很感兴趣。她们坚持随堂听课，还利用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的休假时间重走“丝绸之路”，让纪宗安看到教学的成效，十分欣慰。
“科研要回馈到人才培养上，要让科研为人才培养服务、为社会服务。”纪宗安曾在访谈里指出，“在国家‘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学校要进一步强化‘侨校’意识，抓住发展机遇，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德才兼备’的接班人，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为此，纪宗安作为本科教学督导也常旁听青年教师的课，以期更好地培育人才、服务社会。她对于暨大发展的用心与体贴也正在于此。
四、校友工作 谋划新篇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纪宗安踏实努力、敢为人先，数十年精研中外关系史，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的腾飞和发展劲头持续辐射到广州等多个城市，也让以“侨校+名校”为发展定位的暨南大学找到了跃进的机遇，进入飞快发展的快车道。
“目前，国家把‘一带一路’提到战略高度，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学校也挂牌成立了相关研究院，但很多人对它的历史渊源和内涵不太了解，作为专门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去讲解，任重道远。”三十余年，纪宗安未曾有一刻停歇，她总是热情饱满地活跃于教学、公益、社会科研等多项活动中。在教学层面，纪宗安曾在采访里表示，暨南大学有不少青年教师具备留学经历，他们会在教学模式方法上运用从国外学到的不同教育技巧。而相应的，老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知识面也广，两者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一定能够提升我们不同类别学生的教育教学质量，培育出更多祖国需要的英才。
纪宗安于暨南大学校友楼
纪宗安在庆祝暨南大学建校115周年暨董事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留影
“校友会是团结各地校友，促进母校与校友联系的重要纽带、弘扬母校优良文化和传统、打造学校品牌的重要阵地。”如今，纪宗安对校友会的发展工作也充满了期待。她表示，暨南大学的发展特点本身就带有快速、敏感、追求创新的特点。它没有“包袱”，因此总是会奋力走在时代的前沿，跟随发展的大势求新求变。
“岭南文化具有务实的特点。现在我们校友工作的开局很好，文学院对校友工作很重视，老师也很有热情。”纪宗安指出，校友会应重视相关组织的建设，尤其是校友会专委里的联络中心。它关系到校友会和不同校友会分会，以及香港、澳门等校友会的联络与合作，才能够提升校友会之间的合作水平。同时还要注意，暨大校友会的建设要秉承暨大灵活、多元化和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吸纳更多的人才来组建校友会的骨干队伍，形成一个“同心圆”式的组织架构，共同谋划校友会的发展。“我对文学院校友工作充满了信心！”采访将要结束时，纪宗安充满热情地说道。
“抚今悟昔，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文革前的我有着快活的童年和青少年，养尊处优、一帆风顺；万劫不复的文革灾难历炼了我，让我变得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回顾走过的岁月，纪宗安从心底里发出了感慨。她说，一个人如果注定一生要吃苦，那最好是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这种苦将会助推他成功，并且成为他终生的财富！她也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才能够集聚暨大，校友联系工作能够越做越好，为暨南大学及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发展共谋新篇，在新时代谱出新的华章！
采写 | 李秋平
排版 | 李芊颖
初审 | 付勇
复审 | 肖丹
终审 | 魏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