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忆 · 暨念（上）
近日整理旧物，翻拣出一张泛黄残破的小报。睹物忆旧，往事翻涌，许多熟悉的人、熟悉的事一一闪现在眼前，于是萌生了记录下来的冲动。
这张旧报是1987年3月14日付印的《暨南研究生》创刊号，4开4版，主编单位是暨大研究生院（筹），采编人员则是暨大文学院86级的研究生。4个版中有3个版的责任编辑是新闻系研究生班的，唯独负责编第三版文学副刊的我来自中文系。至于这张小报后来办了多久、出了多少期，我已毫无印象。
35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当年在这期小报上发表文章的经济学院86年研究生刘桂平现已是天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编者或作者中有的已成为知名报人或专家教授，大多已经或即将退休。而最令人唏嘘叹惋的是当年接受本报采访的文学院副院长、为我们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柯木火教授多年前已经与世长辞，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怀念。
古罗马诗人马尔提亚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将往事的碎片杂糅留存的资料拼凑成文，难免陈米糟糠、油盐酱醋、架屋叠床、流水开账，何况自己笔拙墨浅、言帚忘笤，往往词不达意、挂一漏万。但愿戋戋锁锁的文字能敲开尘封的记忆之门，重回暨南园美好的学生时代。
上篇：杂忆琐记
1986年9月，我考入暨大文学院中文系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硕士研究生，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活。
当年的准考证
对我而言，这个时候才去读研无疑有些迟了。我读大学虽幸运地搭上了恢复高考后的头班车，但此前下乡当知青已经被耽误了一些青春时光。大学毕业后编了两年半文学期刊，又回母校广西大学站了两年讲台，再过半年就有资格申报中级职称了。有人劝我说老大不小了，何苦再折腾，这时候去读全日制研究生，意味着三年后一切又要从零开始，常言道一步迟步步迟啊。
然而，生于50年代末期、经历过大饥荒和“文革”十年内乱的我，仍毫不犹豫地挤上了那届大学毕业生读研的“最后一班地铁”。
在那个风帆正举、百废俱兴的年代，我觉得只要衣食无忧且又可安静读书，那就是春光明媚、阳光灿烂的日子，何况广州是一片令人向往的热土，春潮滚滚，生机勃勃；“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暨大更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南风徐来，特色鲜明。因此我认准这也是一班“开往春天的地铁”，我的人生和命运极有可能像当年考大学一样再次出现拐点。
于是原来77级大学生的“小字辈”，入学后就成了86级研究生的“大师兄”。后来发现，这一届的研究生与我年龄相仿、经历相同的77级大学生还不少，也许是这一批人共同的选择吧。
我们86级入校那年恰逢暨大建校80周年华诞，学校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为了集中精力办校庆，新生推迟到9月下旬才报到，9月30号正式注册。
当年的研究生证
我们入校时校园里还留下了不少庆典活动后的痕迹，彩旗飘扬，标语醒目，空气中焰火和鞭炮的味道似乎还没散尽。
其实这已是我第三次走进暨南园了。
我第一次进暨大是在1984年5月，那时我还在广西南宁《红豆》文学期刊当编辑，负责的版面中有一个“港台文学推介”栏目。因为到厦门大学承办的“全国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听会，认识了暨大中文系教港台文学的许翼心和潘亚敦两位老师，随后特地到广州约请他们为我们的刊物推荐一些港台文学作品。经《广州文艺》一位同行的指点，我从广卫路坐22路车到了岗顶，然后走到暨大西门，两位老师当时都住在苏州苑低矮的平房里。这次我在暨南园里只停留了一个小时左右，拿了些港台作家作品的复印件便匆匆离去。
1986年5月初，我又一次走进了暨南园，这次是来参加研究生复试。
当年的复试通知书
我提前一天到了广州，按通知的指引从火车站坐33路车到学校，也是从西门进入，在明湖旁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按时到达中文系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拿出一张政治科试卷，让我独自到隔壁的房间做题。因为那年全国研究生统考取消了政治科闭卷考试，改为复试时再加试。试卷难度不大，且是开卷考试，一个半小时左右交卷。下午我在系里见到了即将要成为我导师的两位老师。他们和蔼可亲，与我交谈了半个小时左右，了解了一下我的学习经历、科研情况及工作现状，交流了一些专业问题的观点，印象中并没有通常面试中问答的环节，我精心准备的答题资料也没有用上。不知为什么这次复试并没有见到同专业的其他考生，猜测也许是特意错开安排在不同时段吧。面试完毕我便急忙赶往广州火车站，踏上了当天傍晚回广西南宁的列车。当天夜里我躺在卧铺上迷迷糊糊，半梦半醒之间，火车运行时发出的“哐当，哐当”声在我耳里全成了命运的呼唤声：“广东、广东”。
9月底我入学后才知道，暨大是“华侨最高学府”，自1906年创办以来，历经沧桑，弦歌不辍，校址数次播迁，院系屡经分合。学校复办后秉承传统，立足潮头，率先与国际接轨，是当时国内大学中较早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的高校，设立了文学院、理工学院、经济学院、医学院和成人教育学院5个学院。
文学院是暨大成立最早的学院之一，历史悠久，名家荟萃，先后有陈钟凡、郑振铎等十三位全国著名学者担任院长，相继有夏丏尊、许德珩、周谷城、何炳松、梁实秋、沈从文、李健吾、钱钟书、洪深、曹聚仁、沈端先（夏衍）、朱杰勤、金应熙、陈乐素、陈序经、萧殷、黄轶球、何家槐、郭安仁（丽尼）、秦牧等名儒硕彦执教于此。
我入校时的文学院下设中文系、历史系、新闻系、外语系、社科部、古籍研究所、华侨研究所等系级教学科研单位，院长是语言学家詹伯慧教授，中文系主任是文艺学家饶芃子教授。
那时文学院的办公楼在田径场旁边，中文系和历史系则设在其东侧的一栋小红楼里，中文系办公室在二楼，历史系办公室在一楼，与校行政办公楼一路之隔，距北门约200米。这栋建筑红砖裸露，坡形屋顶，外立面间有明黄色的墙体和白框装饰，与我读书和工作时的广西大学中文系那栋建于50年代苏式小红楼颇有几分相像，走到跟前顿时有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且想到当时在诗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汪国真也刚从这栋小楼走出不久，让也曾一度喜欢写诗的我有些莫名的小小激动。
开学第二天的下午，学校在教学大楼的阶梯教室召开了研究生迎新大会。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李炳熙副校长主持大会。他在会上介绍说，1986年全校共招收了三年制的硕士研究生126人，另有两年制的研究生班40人。按招生类别，国家计划内招生占大多数，另有部分在职生、代培生和定向生。按地域则包括了内地生、港澳生和侨生。我们入学后，全校在读的研究生共400多人(含博士生8人）。
迎新会安排有教师代表讲话和学生代表发言的环节，教师代表是我的导师、中文系的李文初教授，学生代表则是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王敬力同学。
校研究生院筹备处把文学院86级各系（部、所）的研究生编成了一个班，并指定了班长和班委。班长是历史系的王敬力，他入学前已是中共党员。另有陈雾和我等7人被指定为班委。第一次班委会后，我分工担任学习委员。
第一次班委会后研究生院筹备处老师留下的新生名单
文学院86级共招录了研究生26人（依名单顺序为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4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3人；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2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3人，华侨史专业1人；外语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5人；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班8人）。其中含在职生2人，代培生2人，港澳生7人，侨生1人。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3人分别是我和符宣国、和勇。我与和勇都是恢复高考后77级的毕业生，读研前均为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青年教师，我在广西大学，他在云南民族学院，我比他大一岁多。符宣国则为对面华师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年龄比我们小好几岁。
我们仨在暨南园。左起依次为和勇、我、符宣国
其实当年暨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共有两个研究方向招研究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另一个是唐宋文学。我在高校当助教时无论是授课还是科研均以唐宋文学为主，此前发表了两篇关于南唐后主李煜词研究的论文曾引起词学研究界关注，后来者经常引用。之所以选择报考相对冷僻的魏晋南北朝方向，是因为后来发现自己对这个思想大解放、文学观念大觉醒时代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更感兴趣，也是基于对两位导师的了解和喜爱。入学前我读过两位老师的著作，颇为受益。
入学后才得知，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的考生因成绩无人上线不得不弃招。
入学后到研究生院筹备处帮忙搬办公室时，在一堆旧试卷中拿回一套我们当年的入学试题作纪念
我们的导师郑孟彤教授和李文初教授均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们师出名门，学脉纯正，早年分别跟随中大詹安泰先生和北大游国恩先生治学，是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学骨干和中坚力量。郑老师此前已带过几届研究生，李老师则是第一次当研究生导师。
当年的课程表
两位导师共给我们开设了10门专业课程。上课多是讨论式的，或在系里的教研室，或在导师的家里，师生围坐在一起。导师先就要学习的内容和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现状、前沿问题作个介绍，然后勾勒要害，就学习的难点疑点作些解释，根据课程的内容，补充一些有关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绝不照本宣科，灌食填鸭。随后大家一起展开讨论，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结束前导师再作个小结，并布置课后的阅读篇目和每阶段要写的学术综述或学习笔记。
郑老师研究中国文学史造诣深厚，对唐宋文学用力甚勤，对“建安文学”的研究也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老师则是国内研究陶渊明和山水文学的名家，考证考据功底扎实。他们各擅其长，谆谆教诲，引路导向，金针度人，标示津逮，悉心培养我们的学术思维和研究意识，传授学术研究的方法，并对我们进行必要的学术训练，指导我们如何阅读和研究古籍，如何收集和鉴别资料，如何发现和解决古书中的问题，如何从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问题的提出者。对我们撰写的读书笔记，他们认真审阅，对标点符号、注释体例、参考文献也要求严格遵守技术规范。
郑孟彤老师手书的培养方案
郑孟彤老师手书的阅读书目和作业篇目
李文初老师手书的“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课程的教学计划
按照培养方案，除了常规的课程学习，第二学年还安排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社会调查，历时月余，李老师亲自带领我们到江南一带开展陶渊明作品和南朝山水文学的踏勘活动。
在江西九江县刚建成的陶渊明博物馆。为了这次社会调查我特地购买了一台“凤凰-205”相机，全程拍摄了10多卷胶卷，其中只有一卷彩色，其余皆为黑白胶卷
遍历江西九江、庐山、湖口、星子，安徽池州、九华山、黄山、屯溪、宣城、敬亭山，江苏南京、江宁、扬州、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浙江杭州、绍兴、上虞、温州，福建福州、厦门诸地骚人墨客笔下的诗文圣迹。
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内的“枕流石”，上有南宋理学名家朱熹手书的“枕流”二字，坐者为李老师
踏勘期间，我们拿着书本，背着相机，在山水间徜徉，在田野里穿行，在古迹探访，在书院驻足。每到一处，李老师便则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文、当时的历史背景、当地的人文地理、最新的考证成果予以讲解，引导我们认真观察，体验诗人创作时的感受和心境，体会作品意境之玄妙和美妙。对一些历史存留的疑难问题，也让我们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或走访当地的史志办、地名办和文化名人。
在庐山旁相传陶渊明醉后高卧的“醉石”，上有朱熹手书的“归去来馆”四字。居中为李老师，左二和左四为江西省星子县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右一为符宣国，左一为作者
此行虽然奔波劳顿，食宿艰苦，但苦中有乐，收获满满，学到了很多过去只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认识到书本知识的局限性，一些古籍上记载的谬误也得到勘正。有些诗文过去念得滚熟，以为读懂了，经过实地踏勘再来重温这些作品，发觉原来的理解不是错了就是幼稚可笑，真正体悟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为文治学的古代名言的深刻含义，也从此真正树立了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权威的读书观念。而李老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执着的探索精神，深厚的学问功底，扎实的考证功夫，更是让我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后受益终身。我至今仍保存着当时写的一本日记体的《古诗踏勘札记》，记录了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其中部分内容整理后还曾在《阅读与写作》期刊上发表。
遗憾的是考察中李老师因为要办理赴日本讲学的有关手续不得不中途返校，没能和我们一起走完全程。
后来得知，李老师应邀任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是由詹伯慧院长推荐。他此行开了文学院赴国外开展学术交流历史的先河。
1988年4月4日李老师赴日本讲学，一去两年。
1988年4月4日上午，中文系领导和部分师生到暨大北门为赴日本讲学的李老师送行
此后，所有未结束的专业课程讲授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担子都落在郑老师的肩上。
郑老师和我们在他家客厅
暨大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广州，又是侨校，学术氛围宽松，教师思想活跃，学生观念新潮。学校给研究生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学校副董事长、香港实业家王宽城先生捐建的苏式风格的教学大楼教室宽敞明亮，校图书馆藏书因学校数度搬迁、停办虽说不上丰富，但基本够用，中文系还有自己的资料室，包括本系老师捐赠的个人著作在内的藏书也不少。
更难得的是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很有特色，有很多引进版的书籍和报刊。那时图书馆辟有一间“石景宜先生赠书室”，陈列的是学校校董、香港著名出版家石景宜赠送的海外出版的图书。图书馆还有一间幽静的“教师阅览室”，研究生凭证即可进入，里面有很多台湾、香港出版的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图书。这些图书开架摆放，可以自由取阅，其中不乏观点新颖，视角独特之作，让人读后耳目一新，深受启发。阅览室还配有复印机，付费即可使用，复印费在合理范围内可在研究生科研经费里支出，相比于读大学时要用笔做文献摘录卡片，既方便又高效。读研期间，我自习时大多到这里看书。
暨大是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学分制的学校之一，我们学习年限为3年，要修满30个学分。根据课程安排，研究生第一学年有政治课及英语两门公共课，其中政治课6个学分，英语课8个学分，这两门课均按年级或学院分班上大课。
公共课任课老师中，政治课的科任老师柯木火教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当时是文学院的副院长，但一直站在教学的第一线，在阶梯教室给我们这级的研究生上了整整一个学年的马列主义基础课，含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自然辩证法。期间只有社科部的青年教师王培林顶替他代过几次课。
柯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正值壮年的他学识广博，思想敏锐，思维严谨，见解精辟，敢想敢说，始终站在思想界的前沿。当时学术界思潮涌动，思想震荡，观念驳杂，但柯老师在课堂上旗帜鲜明的阐述和表达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真理标准”等社科理论研究热门话题的理解和态度。并且认为大学是出思想的地方，思想的本质是自由的，不能因为学术活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畏手畏脚，不要由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什么都不干。反复强调学术交流、讨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开展下去，只有这样思想才能创新。他讲课时并不慷慨激昂、声嘶力竭，但洞幽察微、目光如炬，分析问题冷静客观，深刻犀利，真知灼见，层出不穷，既传授知识，又启人心智，每堂课都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下课后同学们都喜欢围着他请教问题或交流思想，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认真倾听或解答，以致经常课间无法上厕所，课后无法马上回家。时至今日，我的脑海里还时常会闪现出柯老师讲课时眼睛里发出的那束睿智而理性的光芒。我一直认为大学里对学生影响最大也最深远的就是像柯老师这种站在教学第一线，与学生面对面直接接触的老师。
另一门公共课是英语，分为精读和听力两门课，精读课授课老师是李锦平，用的教材是美版的《English For Today》；听力课授课老师是陈耀鹏，用的教材是《step by step》。精读课以阅读理解为主，我们当年考研复习时花费精力和时间最多的就是英语，所以一般的阅读理解没问题。但听力课学起来就感到相当困难，因为此前我们大多学的都是哑巴英语，只能看，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刚进语音室时曾感到新奇有趣，可随之更多是一脸茫然，一戴上耳机就浑身紧张、汗毛直立，那里面纯正的“伦敦音”“牛津音”让我们全神贯注听了一堂课也不知所云、云里雾里，绝大多数同学都感到吃力和苦恼。
为此，班长王敬力和担任学习委员的我多次晚上到陈耀鹏老师家拜访，反映同学们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陈老师教学经验丰富，施教有方，很快就调整了教学进度和授课方法。他在课堂上幽默风趣，表情丰富，谈笑风生，洋派十足，渐渐消除了我们对听力课的恐惧心理。经过他的精心授课和耐心辅导，到了期末全班基本都能“pass”拿到学分。而当时在课堂上陈老师为大家放松心情、调节气氛播放的卡朋特《sing a song》以及英国童谣《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这两首英文歌我至今大致仍可以哼唱。
暨大倡导学术自由，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氛围浓郁，我们入学时学校就办有《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为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展示最新的科研成果提供平台，我也曾用笔名在上面发表过学术论文。
学校还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经常邀请海内外名家举办各种学科的学术讲座，文理兼有。我至今仍记得去听过的就有一个物理学家讲相对论的，《光明日报》记者谈随访南极考察队的，还有一些文理科交叉学科的，而有关文学的、音乐的、经济的就更多了。这些讲座各个层级的文理科学生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去旁听，极大的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学生的知识，也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那时暨大的饭堂分为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粮食是定量供应，饭票凭粮票购买。菜式花式多样，丰俭由人，过节则统一加菜。吃饭要自带餐具，为了省事，如果上午三四节有课，去教室我们一般都会随身携带饭盒。下课后一起往饭堂行走时，书包里金属的勺子与饭盒互相碰撞，一路咣当作响，汇成一首别样的进行曲。我那时每月可领90多元的职工助学金（当时在职和代培的研究生带薪学习，可以在原单位领全额工资；计划内招生但参加过工作的研究生在学校领国家划拨的职工助学金，标准是原工资的90%；计划内招生但没有参加过工作的研究生在学校领国家划拨的普通助学金，标准略低于职工助学金），伙食费和日常用支不成问题。但那时大家都省吃俭用，从来不敢到校外的饭馆吃饭。省下来的粮票则拿到西门外的夜市换取一些日用品和录音磁带。而中文系对研究生也颇为关照，系里每年承接的成人高考语文科目试卷评阅都会让研究生和系里的中青年教师一起参加，每次三五天，完成后可以领取一些改卷费，这对我们来说可算得上是一笔额外的丰厚收入。
我们这届文学院的研究生刚入学时，大多住在西门旁苏州苑的平房里，每间三五个人不等。这些平房不知是老暨大还是第一军医大所建，设施简陋，低矮破旧。但大家知道这是短暂的过渡，并无怨言。
不到一年，新建的研究生楼——金陵苑一栋落成，楼高8层，井字结构，著名书法家王遐举题写的“暨南大学研究生楼”8个大字镶嵌其上，颇显高大上。当时在校的研究生全部有幸成了这栋大楼的头一批住户，文学院的男研究生大多搬进了5楼。
1987年建成的研究生楼。时光不再，字迹犹存。
摄于2022年8月25日
研究生楼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暨南园的中心，离教学楼、饭堂、体育场都不远，学习、生活和体育锻炼均十分方便。室内布局合理，光线明亮，有卫生间、书桌和储物柜。博士生一人一间，其余两人一间。每层有一间可容纳二三十人的活动室，配置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楼大门处还装有一部可以拨打市话的电话机。这是当时广州地区的高校中设施最齐全、条件最好的研究生宿舍，令其它高校的研究生大为羡慕。
文学院部分研究生在金陵苑一栋研究生楼五楼留影
暨南园的区域版块大多以学校历史办学地为名，如金陵苑、真如苑、建阳苑、羊城苑等，平实好记，寓意深长。校园里风光秀丽，花拥树掩，绿地如茵。最美处当数人工开挖的明湖，日月相邻，相映成趣；碧水泛波，轻舟荡漾；莲花点点，荷叶田田；有亭翼然，临于湖畔；光风霁雨，倒影绰约。
明湖一角
而最让暨南学子难以忘怀的则是每天必去的四个成环状的蒙古包，形似穹庐，连廊相接，墙有明窗排列，顶似荷叶倒置，平时是学生饭堂，饭菜飘香；每逢周末或佳节晚上则举办舞会。学生们晚餐后移桌搬凳，打扫卫生，拉串灯，接音响。华灯初上便笙歌阵阵，仙乐飘飘，青年学生们呼吸着未及完全散尽的饭菜味翩翩起舞，舞姿曼妙，舞影婆娑，浪漫的情调之中又有掺杂着几分烟火气，别有一番风味，引得五山地区其它高校的学生也经常慕名而来。
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校园文化兼容并蓄，丰富多彩，各种学生社团活跃，课外活动名目繁多，而一些外国留学生异国情调浓郁的活动也让我们大开眼界。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年4月的一天中午，我从系里走回研究生楼，路过侨生楼时冷不防一盘水从天而降，把我浇成了“落汤鸡”，正想发怒，抬头却看见楼上窗外露出了几张外国留学生的笑脸。原来那天是泰国的泼水节，又称“宋干节”，泰国学生泼水庆祝。他们这带有“恶作剧”色彩的祝福，让不少路过的同学频频“中招”。有了这次经历，弄得我后来每次从侨生楼经过都提心吊胆，有时干脆就绕道而行。
本科生的课外活动我们很少参与，相对而言研究生的生活要单调得多。我大多只是喜欢课余时间在宿舍里用录音机听听音乐。那时理查·德克莱德曼融古典与通俗于一体的钢琴小品刚刚传入中国，很快就风靡一时。每天傍晚，研究生楼里到处飘荡着《水边的阿狄丽娜》《秋日的私语》《梦中的婚礼》优美的旋律，《命运》的敲门声也随处可闻。
那时各种文艺团体来校大礼堂演出的也不少，依稀记得流行歌手侯德健和程琳、王洁实和谢莉斯、唐彪和安李这些对风靡一时的男女二重唱组合也曾来过学校登场演唱。
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节假日和周末晚上在篮球场放露天电影，自带椅子，免费观看。银幕的正面坐满了，就坐到背面，也看得津津有味。我记得曾在这里看过美国的《罗马假日》《爱情故事》《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台湾的《欢颜》、国产的《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影片。
此外，那时大家都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傍晚时分聚集在每层楼的活动室看电视新闻的人密密麻麻。而对“新闻联播”前播出的引进版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研究生们也看得前仰后合，欢乐无比。每逢有重大体育赛事直播，活动室里更是挤得水泄不通。
暨大的体育也有着传统的优势，群众体育开展得红红火火。研究生虽然没有开设体育课，但一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许多人都涌进体育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那时学院与学院、系与系、班与班之间经常开展各种球类的友谊赛。刚入学时，中文系的青年老师贾益民是系教工篮球队的队长，曾拉我去凑数参加过几次中文系教工队与其它系教工队开展篮球比赛，印象深刻。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暨大从创办开始就是侨校，学生来自全球五大洲，海外生和港澳生占比之高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学校宽容度大、包容性强，富于开拓创新精神，很早就开设了开放日、校长接待日，设立了校长信箱，每月还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动大家参与学校的教学和生活管理。我们入学后，研究生院筹备处还创办了《暨南研究生》小报，及时反映校园动态和学生呼声。
《暨南研究生》创刊号
我读研时，暨大研究生的行政管理部门是研究生院筹备处，研筹处的党总支书记林翠琼相信是那时在读的研究生们都不会忘记的一个人。她人到中年，和蔼善良，心细如发；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关心备至，真可谓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虽然家在校外，上下班路途遥远，但她每天都会在研究生楼忙里忙外、爬上爬下，直到夜幕降临才会离校回家。但凡某个研究生有点小事，她就满脸焦虑和关切，是一个爱生如子、责任心极强的干部。见她居委会大妈般热情周到而又婆婆妈妈的样子，我们背地里都亲切地称她为“林保姆”。
文学院研究生设有党支部，我们入学时的支部书记是85级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生何龙，组织委员是85级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生纪宗安。我入学不久便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8年3月经王敬力和陈雾两位同学介绍成为了86级研究生中在校发展的第一个预备党员，一年后转正。
毕业前夕，我的同门师弟和勇和符宣国也相继被文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吸收为预备党员。
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紧张充实。两年后，我们顺利修完规定的课程，取得了30个学分。这期间，我还写了一些读书笔记，参与了《诗词曲知识辞典》（王季思、黄海章主编 ）等7部大型辞书的编撰，发表的论文中《鬼神是人创造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鬼神世界初探》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
参加撰稿的《唐宋词鉴赏辞典》1987年被学校选送到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广东省高校首届研究生科研成果展示会展出。
1986年12月出版
我读研期间参与撰稿的大型工具书
研三开学，我们即着手准备撰写学位论文。远在日本却一直牵挂着我们学业的李老师，特地将他收集到的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论文题目手写抄了好几页给我们参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
此时，学术界刮起了一股浮躁之风，一些青年学者急于成名，想走捷径。或挑战权威，颠覆经典，耸人听闻；或故弄玄虚，专挑冷门，眩人眼目；或搬弄各种新观点、新方法、新名词，标新立异，追求一夜成名。那时“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在文学研究界风行一时，方法论似乎成了做学问出奇制胜的灵丹妙药。
我读研前曾有机会亲耳聆听过著名国学大师王力、姜亮夫、文怀沙等先生的讲课，到过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进修，也阅读过不少知名学者介绍治学经验的文章，再加上现又跟随导师深造了两年，深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博大深厚，是中国学术史上历史最悠久、积淀最深厚、成果最辉煌的学科之一，前辈学者皓首穷经，苦心孤诣，旰食宵衣，在这个领域磨砥刻厉，钻坚研微，深耕细作，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且名家辈出，高手如林。如若循规蹈矩，别说超越和突破，就是想出点彩也很不容易。所以起初对“新三论”感到新奇之余也充满期待，便利用寒假的时间找来一些介绍西方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的译著啃读，企图寻找到突破口，但结果看得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于是开学第一天就到郑老师家里请教，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困惑和迷茫。
郑老师耐心地听我说完，随后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正道直行，冷静对待学术界时髦的风气。别人的长处应参考，新出的东西要学习，但流行的东西不等于一定就是好东西，新东西也不一定就能超过老东西，自己要头脑清醒，独立思考，判断识别，不能饥不择食，随波逐流。我不反对“新三论”，但如果要应用一定要彻底弄懂弄通，不能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想推陈出新、另辟蹊径，必须具备深厚的基础和学养，从根本做起，不是读一两本方法论的书、搬弄几个时髦的西方概念就能解决问题的。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均不可取。当然，创新很重要，方法也很重要。学术论文既要有理论意义，也要有现实意义，且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郑老师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我们的论文初稿完成时，恰逢一辈子饱受肝病折磨的郑老师住院治疗，他躺在医院的病榻上一边输液一边审阅我们三个研究生的论文初稿，随后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大到观点论据、篇章结构，小到遣词造句、索引备注。令我们深受感动。
我的毕业论文手稿
到了毕业论文答辩的那一天，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卢叔度、邱世友及本校中文系的汤擎民、王景霓和我的导师郑孟彤诸位教授一起组成答辩委员会端坐台上，中文系当时的青年教师杨珍妮任答辩秘书坐在一旁。答辩会场上人头涌涌。
左起依次为评委郑孟彤、卢叔度、邱世友、汤擎民、王景霓教授
同门师兄弟3人中我打头阵，率先出场。我首先简略地介绍和阐述自己论文的缘起及意义、内容提要、方式方法，说明需要补充及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检讨论文的不足之处。接着进入了答辩环节，由评委们提问和我回答问题。毕竟站过两年大学讲台，我坦然应对。
答辩会上。桌上备有牛奶、茶水和花生等零食，保障充分，待遇不错
经过一个上午的答辩，我、符宣国、和勇均依次顺利通过。
答辩结束后合影留念。左起依次为答辩秘书杨珍妮，研究生符宣国、李希跃，评委郑孟彤、卢叔度、邱世友、汤擎民、王景霓教授
师生们都非常高兴，一起到明湖餐厅举杯相庆。
答辩结束后师生一起到明湖餐厅聚餐
后来，我把学位论文拆分成4篇分别在《学术研究》和《广西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
临毕业时，暨大首位博士丘进(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85级）已任研筹处的副处长一年。他找来了两套当时尚不多见的学位服，亲自拿着相机躬身弯腰在研筹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为我们拍摄穿着学位服的照片，且不厌其烦，有求必应。
丘进博士帮我拍摄的学位服照
时光跌宕，风云起伏，转眼到了毕业季。
1989年6月10日，学校按计划在大礼堂举行应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大校长、原广东省省长、省顾委主任梁灵光，校党委书记张德昌，第一副校长何军，副校长李炳熙、云冠平、冯泽康、周耀明、饶芃子，副书记伍国基等一众校领导出席。
这时，一些到外地工作的同学已经离开广州，我在5月底也已经到工作单位报到上班。接到通知后，我特地请假回校参加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一个重要环节是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那时证件不是逐个学生一一颁发，而是每班派两个代表上台领取，一个领毕业证，一个领学位证，下来后各班再自行分发。
研筹处指定班长王敬力和我为文学院86级研究生的代表上台领证。颁证时校领导站成一排，我们排队依次上去随机领取。等我在乐声中登台站定后转身惊喜地发现，给我颁证的正好是梁灵光校长。他微笑着向我伸出了右手......
毕业证和学位证
毕业典礼结束后，因两个同门师弟早已离校到外省工作，我独自去郑老师家感谢和看望他，并把刚领到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呈他过目。满脸病容的郑老师接过证件一一翻看后露出了微笑，一连说了几次“祝贺你”。而我却有些不敢直视他的目光，因为毕业时郑老师曾一心想让我在高校教书，但后来基于现实的问题我选择了去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重拾老本行编报刊，没有追随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故对他心怀愧疚。
握别郑老师转身迈出校门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颤栗了一下，脑子里霎时一阵空白。从此，我告别了学生时代，也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渐行渐远。
读研的三年时光不过是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一刹那，但对我而言却是一段值得用一生来纪念和回味的时光。记得以前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心灵的印痕》，题记引用俄罗斯诗人巴丘什科夫的诗句：“啊，心灵的记忆！你比理智忧伤的记忆还要强烈……”
在暨大读研无疑就是我心灵的记忆。
毕业照，前排左起15为原广东省省长、省顾委主任梁灵光校长
从1978年2月读大学到1989年6月研究生毕业，我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正好与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轨迹相重叠。前行的路上交织着激情与梦想，困惑与迷茫，几经风雨，几番历练。但风波的洗礼、浪潮的冲刷、岁月的磨砺更让我清清晰晰、切切实实的印证和体悟到：我们这一代个人的前途命运永远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什么岗位，个人的价值也只有在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实现了社会和单位的价值之后才最终得以实现。而这种始终把个人的未来与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习惯与自觉，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学生时代接受的教育和描绘的人生底色。
毕业前夕文学院部分研究生在校园留影
岁月的列车呼啸而过……
暨大是我生命流程中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一个精神的家园，一个灵魂的故乡。作为一个普通平凡的毕业生，走出校门33年，我自愧不能给母校添砖加瓦、争光添彩，只能记录下这些零散的时光碎片表示对她的感恩和怀念之情，并以泰戈尔的著名诗句聊以自慰：“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图文｜ 李希跃
排版｜ 边晨越
审核｜ 魏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