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特稿 | 陈平原:“地方上的”学问、思想与情怀

发布时间:2023-03-20 发布单位:文学院


/陈平原

【编者按】319日,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在暨南大学校友楼举行,这是北京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陈平原在典礼上的致辞。

陈平原教授

地方上的”未必就那么“不足观”

看过了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的议程表,我陷入沉思。

作为兼职的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我到底该如何致辞?虽积极参与每项重大决策,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但研究院的日常工作毕竟是由暨大在运营。

所以,基金会的运作以及研究所的业绩,理应由林如鹏书记、夏泉书记和程国赋院长来谈,才显得比较权威。至于颁奖词的撰写,不仅仅是舞文弄墨,更要见眼界与学识,这方面林伦伦明显比我内行。

思来想去,干脆撇开日常事务,往细处想,往远处看,往高处说,随心所欲,“放飞自我”。

茫茫人海中,为了避免被覆盖或淹没,既要有认同,也得相区隔。首先是确定自己的方位,这样才好观察、判断与论述。

同是中国人,如何谈论邻近的“他者”呢?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总有一套人我区隔的说辞,这里蕴涵着的自尊、自信与自嘲,因人而异。比如,台湾人喜欢说“大陆”怎样怎样,香港人开口就是“内地”如何如何,广州人称广州以北的为“北佬”,上海人则称上海以外的为“乡下”,你猜北京人怎么说?一句“地方上的”,尽显尊贵与光荣。

单就政治制度与行政区划而言,相对于北京所代表的“中央”,不管富裕的上海、广州、深圳,还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甘肃、青海、西藏,确实都只能算是“地方上的”。至于自称“省尾国角”的潮汕,那就更是“地方上的地方上的”了。

但如果谈论的不是政治地位或繁荣程度,而是学术研究的潜力,那“地方上的”未必就那么“不足观”。若兼及对象、方法与境界,这四个互相关联但又不尽相同的关键词——“地方”“民间”“乡土”“边缘”,对于一向高高在上的主流/中心/整体的论述策略,隐约构成某种强有力的挑战。

二十多年前,我曾赞许北大金克木先生擅长读“边”的论述姿态:“在我看来,许多挥舞‘边缘’大旗的人,实际上身处江湖而心存魏阙,最高理想是‘取而代之’。这与先生宠辱不惊,坚守边缘,卓有成效地做足关于‘边’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语。”(《“〈读书〉时代”的精灵——怀念金克木先生》,《读书》2000年第12期)

所谓“边缘”,就好像“弱者”一样,并非天生合理、自带光环。借用黄子平在《边缘阅读》(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书后记中的说法,那“只是表明一种移动的阅读策略,一种读缝隙、读字里行间的阅读习惯,一种文本与意义的游击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对象的大小/远近,与学术成绩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你不能说我讨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一定高于詹伯慧先生的潮汕方言研究;也不好断言他考证某片甲骨文的意义,就一定优于林伦伦兄的《一曲“英歌”动九州——英歌舞火出圈对潮汕民俗文化传承的启示》。

若有足够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学术训练与理论自觉,“地方上的”论述与阐发,完全可能做出一流的学问,甚至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

从“有情怀”到“有学问”要走很长的路

我说的是“可能”,而不是“必然”。这是身处或自居“边缘”的人必须时刻意识到的——从有情怀到有学问,这中间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刊行《故乡潮州》,兼及论文与随笔,其中有几篇文章,比如《如何谈论“故乡”》《六看家乡潮汕》《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城》等,都是认真经营的,不仅仅怀乡,更隐含着我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某些见解。

但我很清醒,像我这么谈潮汕,情怀多而学问少,离理想中的“潮学”十万八千里。

十七年前,我应邀为《广东历史文化行》撰写前言,题为《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文章是这样开篇的:“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说‘古老’,那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类似地方志那样表彰乡里先进、描述风土名胜的著述不胜枚举。说‘新鲜’,则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了一大难题。于是,发掘并呵护那些略带野性、尚未被完全驯化的‘本土知识’或‘区域文化’,便成了学界关注的重点。”

因学术方向与个人能力所限,我谈“广东”或“潮汕”,都只能是帮助敲敲边鼓,呐喊助威。可也正因此,我谈“潮学”,会有另一种视野。

从事人文中国研究,除了纵向的学科划分,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还有横向的都市研究(比如“上海学”“北京学”)与地域研究。后者中,已发展成为世界性学问、拥有一大批专业人士的,当属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这三大显学起步早,视野宽,资料丰富,学术积累深厚。至于第二梯队,目前还在开疆辟土,有很大发展空间,我推选的是潮学、徽学、客家学。

有趣的是,这“三大潜力股”都发轫于20世纪九十年代。此前也有若干专门论述,但由浅入深、由小及大,逐步建设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这需要某个机缘。

这里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9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80多人与会,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先生作主题发言。1993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宗颐教授发表著名的《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意要建立“潮州学”》(初刊《潮学研究》第一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同年年底,饶先生及诸多专家商定,将“潮州学”简称为“潮学”。1993年安徽黄山市举办全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暨黄山建设研讨会,第二年推出“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

与敦煌学由外而内的发展路径不同,这三大潜力股的形成,明显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虽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但大陆学者起主导作用,且得到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

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发掘大有前途

从饶宗颐先生登高一呼,阐发“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到今天刚好是三十年。中国人喜欢说“三十而立”,因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襄盛举,加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的“潮学”已初具规模,在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暨大创建潮州文化研究所,乃顺应这一学术潮流。

一年半时间,不可能做很多事情,我特别在意的有三:第一,鼓动暨大设立专门方向,招收“潮学”研究生;第二,组织二十位专家,编纂十卷本的“潮学集成”;第三,评选“潮学终身成就奖”和“潮学优秀成果奖”。有了研究队伍、学问标杆以及精神氛围,下一个三十年,方兴未艾的“潮学”,才可能发展壮大。

今天在这里颁奖,当然首先祝贺获终身成就奖的詹伯慧、曾楚楠、杨方笙三位先生,还有获著作一等奖的《潮剧史》(吴国钦、林淳钧),以及获二等奖的《蓝十春秋:新加坡潮人善堂考》等七种专著。

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不曾为已去世的诸位前辈颁奖,但深深感念他们的贡献。另外,不少优秀成果因作者过分谦虚,谢绝申报或推荐,而没给我们表彰致敬的机会。比如,我的老同学黄挺、林伦伦、陈春声(依年龄排列)便深耕潮学多年,成绩卓著。好在我们还有第二届、第三四五届等。

在我眼中,尊贵的国文/国史/国学固然值得重视,但也无权/无力包揽全部。前几天,读“粤教头条”的《北大陈平原:澳门<中国语文>,开创另外一种讲授中国语文的可能性》,其中引了我一段话:“我们就试验着在‘国标’之外,开创另外一种讲授中国语文的可能性。舞台很小,但前途不可限量,值得认真经营。”

文章后面还专门提及我和林伦伦、黄挺合编的《潮汕文化读本》。我在朋友圈转发时,加了一句提示语:“另一种讲授语文的可能性——澳门《中国语文》和粤教《潮汕文化读本》”,好些朋友看过大为赞赏,对我工作背后的思路与情怀表示认同。

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发掘,学术上大有前途,但必须有明确的学术立场与理论意识,否则就只是一般性的知识积累与文化普及。近期我读刘志伟的《华南研究30年》(《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很有感慨。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以来,以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等为代表的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合作,以华南地区为试验场,深入地方社会,以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寻找国家扩张路径以外的另一种历史叙述,形成了一股值得关注的学术潮流。

刘志伟总结称:“所谓‘华南研究’,已经不是局限于在某个区域来做研究,而是追求以地方社会做试验场,结合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我希望再过三十年,我们的“潮学”,也能有类似的总结报告——不仅为学界提供丰厚的文献整理、精细的田野考察,以及众多专深的研究著作,而且能 “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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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李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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