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学派，作者李永杰

作为山海之城，福建宁德地理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通称闽东，界闽浙之交，溪河纵横，生态多样，资源丰富，是福建重要的革命老区和侨乡之一。在宁德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满载民事民情的闽东文书作为闽东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富含历史与民俗文化独特价值，为闽东传统乡村社会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民俗学、语言学等领域研究提供了巨量的原始资料，对研究东南地区传统社会向近现代转型以及乡村民俗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弘扬契约精神、深化乡村治理、构建诚信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闽东文书是指留存于今福建东部宁德市行政辖区，包括周宁、寿宁、柘荣、古田、屏南、霞浦六县及宁德、福安、福鼎三市，自明代万历年间至1949年超过十万件的民间文书，是在青山绿水环境中保存的原生态历史文化遗产。该文书是目前福建文书保留最完整、体系最完备的民间文献，但因以一家一户的形式散存于闽东社会中，整体概貌没有显露，文化价值未得到彰显。2014年，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正庆、周宁县博物馆馆长郑勇共同发起，倡导在闽东通过博物馆的力量，对闽东文书进行收集。倡议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并逐步形成了“闽东文书整理与研究”团队。

近十年来，该学术团队扎根闽东大地，持续收集与整理浩繁的民间文书，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空白，有力推进了闽东乡村的文化振兴建设。随着2018年以来《闽东家族文书》20册的出版，以及2018年、2022年两次围绕闽东文书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暨南大学研究团队独特的建队模式与富有特色的文书收集整理的方法创新，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历史现场中发现新文书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献。在文字、实物遗迹、口头传说等文献资料中，文字史料数量最多，包罗方面最广，内容最丰富。中国文字书写历史悠久，概括起来可分为官方文书和私家记载两大类。与历代官方文字书证日渐发达相比，随着文字书写不断下移，民间私记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民间文献资料，因功用与价值各有短长、互相参照，二者共同见证了历史发展进程，也有助于发现与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可以说，民间文书是零距离接触民间社会的历史档案。作为走进社会生活日常的一把钥匙，我们从民间文书中可以看到“人的历史”鲜活样貌，感受“活的制度”逼真运行，进而真切走进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活世界。

民间文书与福建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39年夏，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厦门，当时还是厦门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的傅衣凌先生带领学生逃难到闽北山区，在永安县黄历乡发现一箱“约有百余纸之多”的民间契约文书，计200多件，他依凭学术敏感力判断这些文书很有价值，收集起来可用于研究中国农村社会。20世纪40年代初，傅衣凌先后写成《明清时代封建佃农风潮考证》《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3篇经济史论文，1944年合编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出版，提出“从局部看整体”、切忌“以偏概全”等基本理念，为推动学术界利用民间契约文书进行经济史研究首开先河。多年后，傅衣凌先生弟子、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李伯重在2017年的《北京日报》撰文评价道：“这些史料的发现和使用促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产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中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从1958年开始，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林汝南、陈增辉、林祥瑞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杨国桢、陈支平等教授接续努力，在福建全省范围内广泛收集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民间契约文书。在20多年时间里，福建师范大学收藏民间契约文书4750余件，厦门大学搜集的民间契约文书3000余件。可以说，福建学者利用包括契约在内的民间文献，积极开展东南区域史、社会经济史、契约文书发展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在学术界一直起着引领与示范作用。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利用契约文书建立的研究范式，至今仍为先进。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提出“宗法伦理庶民化、基层社会自治化、财产关系共有化”的“三化”理论，被誉为利用民间文献进行宗族研究的经典。

专家组在周宁县博物馆指导闽东文书的整理工作。作者/供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建学者相继整理出版了闽北、闽南、闽西等地的民间文书。但对闽东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仅有卢增荣收集的寿宁、屏南民间文书1131件。后陈支平教授将其中的寿宁（461件）、屏南（53件）、福安（32件）契约收入《福建民间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实际上卢增荣收集的这批文书，一直留存于寿宁博物馆内。贵州民族大学学者王涛早在2000年就通过购买开始收集闽东文书，共收集到文书一万多册，进行点校，出版了《天海斋藏福建家族契约文书》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不过，这些收集到的闽东文书，大多停留在文物的购买，或是在博物馆中的发现，亟待形成大规模系统化的原创性挖掘与研究。

2014年的暑期，周正庆在福建省周宁、寿宁、柘荣等闽东山区市县做学术考察，与周宁县博物馆馆长郑勇进一步收集民间历史文献，现已超过一万件，是目前“发现”和收藏闽东民间文书最多者。此外，收藏数量较多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藏约为8671件。据周正庆、郑勇在《暨南学报》2017年第1期发表的《闽东民间文书的新发现及其学术价值》一文估算：“闽东文书保存的资源十分丰富，或分散于乡村民众之家，或落入文物售卖者之手，其数量难以估计，根据我们与柘荣、屏南、寿宁三县博物馆馆长的前期排查，加上我们收集的文书，数量估计至少超过五万件。”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雅克·勒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面对文书在民间的大规模“新发现”，周正庆主导的“闽东文书整理与研究”团队必须拿出一系列新举措，才能在构建文书收集新网络的基础上，有效推进文献整理方法与学术研究的创造性工作。

周正庆研究团队收集文书的方式是“以入户拍摄为主，原件归还保存”，依托闽东文博体系构建的县—乡—村文物保护网络，以家庭“小家”连家族“大家”的社会网络为主线，对包括契约在内的家族史料进行全宗式收集，开创了高校与博物馆共同收集与整理地方文献的模式，将文书收集与文物保护相互结合。

近十年来，研究团队在田野收集过程中，及时抢救了许多濒临损毁的文书。周宁县硋窑村连洪法家族文书约有300—350件，保存于“契盒”当中，发现时已经蛀损，连洪法请求周宁县博物馆收藏保护，郑勇馆长与周正庆、崔世平教授带领暨南大学十余位学生入户进行抢救性拍摄，最后整理出可辨文书280余件。寿宁县博物馆馆长龚健在编纂寿宁家族文书时，走访芹洋乡甲廷岔村时在破败的阁楼上发现一包文书，幸有一块挡板才免遭雨水侵蚀。这两处文书经过整理，均收入《闽东家族文书》第一辑。

通过研究团队在闽东的长期发动与宣传，闽东文书的收集与保护工作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所收集到的文书多为当地宗族主动捐献的原件，经由研究团队拍摄、复印进行留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书的原始态貌。《闽东家族文书》第二辑“柘荣卷”收录的是时任柘荣县办公室主任杨月圆的家族文书，她发动宗族成员排队捐赠，扫描文书的场面令人感动。

截至目前，研究团队收集到的文书已经超过10万件，出版了《闽东家族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021年版）第一、二辑，计20册。其中，《闽东家族文书》第一辑收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至民国初年周宁、柘荣、寿宁、古田、屏南山区五县的文书，共5000余件，填补了福建闽东契约文书出版的空白。《闽东家族文书》第二辑增补了福安、福鼎、霞浦、宁德沿海与畲族文书。《闽东家族文书》的出版，使闽东文书得以以闽东地域全覆盖的面貌呈现，是福建民间文书第一次成体系大规模历史现场的全新整理成果，改变了福建大型民间文书出版偏少的现状。

闽东文书的巨量新发现，使福建民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关注。同时，新出版的《闽东家族文书》，集中体现了研究团队收集整理与研究民间文书的创新理念，相比已出版的其他地方文书，更具“家族文献特色”。从内容看，新出版的闽东文书将族谱与在地性资料做了勾连，以附录方式把契约中的人物置于家族谱系，时代背景与社会关系一目了然；此外，新出版的闽东文书注重呈现文书持有家族与相关联戚族的社会脉络，经济关系明晰。比如，《闽东家族文书》第二辑收录的寿宁县南阳镇帽底行政村畲族钟氏契约文书、宗谱与支谱，显示了自光绪年间迁徙以来钟氏家族的发展与代际传承关系，与钟氏契约文书相关的汉族吴氏、王氏宗谱的收录，则显示了钟氏的发展与吴氏、王氏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

新发现的大量闽东文书为研究东南传统社会向近现代转型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对于促进闽东区域史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如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所说，“闽东民间文书的收集和研究，不仅推动了闽东区域史进展和中国家族史研究，还推动了福建文书乃至全国文书的学术研究”。

在地构建可读化“立体史料群”

一直以来，全国各地契约文书书写格式大同小异，具有同质性，如果脱离文书的时代与属地背景去探究文书背后的社会问题，难免会遇到瓶颈。所以，研究契约文书必须解决在地性与归户性问题，将契约文书与田野调查结合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

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利用契约研究中国习惯法，大量的成果与个案来自民间调查所得。而以傅衣凌先生为代表利用契约文书对传统时期的土地关系进行研究，所采集的契约也来自田野。同样，徽学的兴起与推进，石仓文书对于浙南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从事清水江研究，无不与田野调研息息相关。经过学界的努力，契约文书的在地与归户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不可否认，契约的规模化系统性难题仍然存在，加之近期民间文书收集热潮涌现，民间文书的出版又形成了重整理、轻研究的新问题。新整理出版的文书材料单一，契约占90%以上，并且呈“碎片化”“同质化”，在学术上很难利用。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研究团队在收集民间文书时，一改以契约为主的做法，转而注重史料的多元化，周正庆称之为构建“在地史料群”。

民间文书的收集并不是将民间文书简单的归拢，民间文书的出版更不是将民间文书做数量上的堆砌。基于此，周正庆将民间文书收集理念归结为三个层面。一是对于文书保存的认知。要了解民间文书留存者的社会背景，明白收藏者的目的，就必须走出书斋，寻找历史现场，回到田野中去求证。二是对“立体史料”的关注。要把握文书收集与一定社会空间的必然关联，就必须关注与文书保存地域空间相对应的“立体史料”，既包括庙宇、宗祠、碑刻等实体文物，也包括与文书相关的地理、人口、乡村发展史与村民口述史等有形与无形的历史资料，注重在历史脉络下的思考与收集。三是收集方式与文书的系统性。要践行文书整理的“尊重全宗”原则，就必须在实地进行长时间的细致考察，不放过收藏者遗漏的材料。可见，针对民间文书收集的新理念，是基于明晰文书历史现场前提下形成的经验总结。

周正庆与龚健在寿宁县芹洋乡阜莽村拆建房中收集文书。作者/供图

为了解决契约文书的碎片化问题，研究团队改进文书收集方式，采用村村排查的办法，力图覆盖所有乡村。截至2016年，周宁县辖6镇3乡、147个行政村（社区），9个乡镇分别是狮城镇、咸村镇、七步镇、浦源镇、李墩镇、纯池镇、泗桥乡、礼门乡、玛坑乡。《闽东家族文书》第一辑收录了泗桥乡硋窑村连洪法、连步兴家族，七步镇叶竹下村孙锋家族，李墩镇楼坪村张氏家族，以及浦源镇浦源村郑金泉私存文书；第二辑收录了纯池镇纯池村徐氏家族文书。已出版的文书涵括了5个乡5个行政村，加上已经整理但未出版的周宁县文书，做到了周宁县文书的全境覆盖，能够准确定位文书在当今的地理位置，据此复原到清代的行政区域，契约文书所反映的土地、房屋等物产流转状况清晰可见。文书收集地域全覆盖，对于打破契约文书的碎片化具有现实意义。

即使如此，以“契盒”为中心的家族文书，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族的经济史，但家族文书以契约为主仍然显得材料单一，未能反映文书中的人际关系与家族的社会脉络，家庭与家族的联系往往需要通过族谱以及与家族相关的其他史料进行勾连，所以，闽东家族文书整理的难点与突破点始终在于家族“在地史料群”的构建。

对于史料群的构建，研究团队往往从族谱的收集开始。将家族文书涉及的参与人与谱序记载的族人相互对应，进行文书编纂，这些工作很有必要，也非常重要。这是研究团队在整理文书时的创新之举，也是区别于其他已出版地域性文书的一大特色。这有助于契约文书研究与家族文书中人物谱序关系确证的同步，了解立契人、中人、代笔人等契约签署参与者的身份与社会关系，进而完整再现契约的时代背景与深层关系链。

族谱一般存在于偏远的山村，研究团队成员需要深入山区对族谱进行辨别，梳理族谱的源流，找出与文书对应的族谱。况且，族谱属于家族的私密，在周宁，许多家族的总谱存放在宗亲会，一般有二人以上的专人看管，有些家族甚至将族谱存放于保险柜中，通常在每年七月中元节、冬至祭祖时举行隆重的仪式，燃放鞭炮告知先人，在众人的见证下方可展示。因而，看起来简单的文书收集工作，做起来实为艰难。

家族文书与族谱对应的收集意义，前期主要依靠闽东各博物馆馆长对属地群众的耐心解释。随着2018年11月课题组在周宁县举办契约与诚信闽东文书研讨会，特别是2022年8月宁德市委人才办、市文化和旅游局与暨南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闽东文化学术活动”，将闽东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纳入到政府规划，闽东文书工作组的史料征集才在群众中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族谱的收集也得到了宗亲会的大力支持。

以“在地史料群”构建起来的家族文书，作为提供给研究者的整理成果，是课题组经过初步研究并筛选补充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以家族为中心故事性较强的可读史料。已出版的《闽东家族文书》第一、二辑，共选用文书10902件、族谱24本，来自50个家族。据周正庆测算，参考已经出版的成果数据样本，估算闽东家族文书完成3万件60册编纂目标，需要150个左右的家族文献，加上前期的20册与课题完成后的20册，共计100册，需要采集约250—300件家族文书，这样才能具备以契约为中心深入开展闽东家族社会史研究的基本条件。

在田野实证中寻求理论创新

民间文书以契约为研究主体，曾经推动了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研究，创建了徽学、社会经济史等学派。近年来，随着民间文书的大量出现，利用契约文书深化学术研究与实现新方向转型日益迫切。杨国桢先生提出了构建“中国契约学”的设想，郭松义、阿风、王振忠等学者将民间文书的研究进行细化，利用婚书、《布经》等商业文书积极拓展民间文书的研究范围。根据收存特点，民间文书的研究亦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然而，大规模的民间文书整理与出版仍然没有走出以契约为主的窠臼，客观上限制了学术界对民间文书的多维度利用。

新发现的闽东文书数量巨大，呈现规模化、体系化与家族故事化的鲜明特点。如何利用好这批新发现文书，推动闽东区域史研究，在“闽东文化研究学术交流与考察活动”过程中，引发了学者们的积极讨论，大家在共识中强调闽东文书研究必须与区域史相联系，才能找寻出区域史的独特性。这些学术见解拓展了闽东文书整理与研究的空间，廓清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以契约文书研究经济史，是契约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与路径。然而，正如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所说，闽东文书“是具有家族文献特色”的史料群，需要做出从家族性到区域性特点的社会史。在2021年1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闽东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课题开题会上，评审组专家、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常建华教授同样提出闽东文书的研究是否能“做出有特色的社会史”，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经济是决定家族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闽东文书中保留了大量的经济文书、生活文书、荣誉证件，闽东各地的祠堂中留存有大量政府褒奖的匾额，这些都是彰显经济实力与家族社会地位的明证，人们自然很看重这些荣誉，通过留存这些引以为傲的物证构建“称家”的社会地位。周正庆认为，闽东文书主要由以契约为核心的经济文书以及与家族活动相关的生活文书构成，通过研究这些文书，可以围绕家族史尝试展开以契约、族谱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在梳理家族经济史的路径中，深层次地研究家族的社会地位演变，必须深入家族的历史现场，在田野中研读契约，还原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典型细节，探究区域史背景下的家族文书内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周正庆及其团队推崇在实践中感悟历史，常常将新收集到的文书在田野中反复求证，旨在找到学理创新的灵感。近期，郑勇收集到福鼎点头镇吴氏家族的一组文书，只有150余件，但购买文书的地点繁杂，且跨乡过县，除了福鼎本邑之外，还涉及霞浦、柘荣等地。这组文书的独特性引起了研究团队的关注。福鼎与柘荣山海交错，山在海边，海近山边。如果不实地考察，很难读懂吴氏家族文书，也很难洞察吴氏家族之间的联系与变迁史。2022年8月，周正庆再赴柘荣，与游再生馆长一起实地考察点头镇吴氏家族情况。

研究组在闽东收集到的装载文书的“契盒”。作者/供图

沙埕港经海湾入口的沙埕镇蜿蜒曲折向北，在港湾北部沿岸，分布着福鼎点头镇连山村吴氏家族的亨房、白琳镇翠郊村的利房、蟠溪镇蛤蟆袋村的元房，由北至南占据着沙埕港延伸入内地的最深处。吴氏家族这三座大屋曾经屹立于港湾的边上，雄踞最有利的地理位置，注视着过往的商船。往西离沿海约20公里，是深山里的柘荣乍洋乡凤岐村，吴氏大宅便隐匿于此。在山海间，吴氏家族建造四座大屋，掌控着沙埕港至乍洋乡沿线的经济命脉，四房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这四房均由八世祖望公于乾隆、道光年间建成，分给四个儿子使用，但在族群繁衍的过程中，四房各有自己的传说，并不似族谱记载之说。在凤岐村，亨房的子孙说他们“住在山里，做海的生意”，并且编就了一个关于仙鹤指引吴氏亨房九世祖大鹏公到凤岐村建造大宅的传说，这与《延陵吴氏宗谱》（1948年版）记载亨房由八世祖建造传及九世祖的说法相左。与此同时，周正庆团队据已经整理的三万多件契约文书推测，闽东的土地交易市场以村级小市场宗族内或戚属族邻交易为主，很少超出乡级范围，山区的地主拥有土地不多，闽东地主拥有土地超过百亩者也极少。此外，单纯看待吴氏家族契约文书反映的土地交易市场情况，貌似与闽东山区其他乡村市场基本相像，但调研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吴氏族谱记载，吴氏家族做“海的生意”，由海上发家，家族财富向山里转移，在山里经营茶叶、竹木销售，扩大产业，再向沿海大规模购置土地。据游再生所述，吴氏沿着山谷平地由山再向海置办田产扩张产业，与沿海三房连成一体，构建起了吴氏山海相通的产业群。由此可见，在闽东沿海曾经存在着土地大量兼并现象，现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将吴氏文书与田野调查结合，还原历史现场，研究团队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吴氏家族通过控制沙埕港的沿海地区贸易，将所产茶叶、竹木等山区物产转运为海上贸易，再通过购买土地，以副守本，进而建造具有象征意义的吴氏大屋，构建起了“仁义为庐”的良好社会形象，以引领凤岐村的社会风气。当然，基于契约文书研究吴氏家族扩张史，决非由契约缔造到经济行为的简单产业性关联。据此，周正庆认为，以契约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切入点，可以进一步拓展闽东文书学理研究的意义空间。

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民间文书档案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最大的价值是为多学科领域拓展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价值的实态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丰富浩繁的闽东文书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并在历史现场中得以梳理家族发展脉络，以闽东文书促显诚信闽东的契约精神，挖掘闽东地区的文化底蕴，成为学术研究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样本。推进古籍利用走深走实，就必须实现学术研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暨南大学“闽东文书整理与研究”团队将论文写在闽东大地上，正致力于书写“闽东之光”的学术新篇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