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博士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申霞艳：明湖读书会这次读长篇《命运》，这本书很感人，百岁老人阿太的一生给我们诸多启迪。蔡崇达的非虚构作品《皮囊》让我们结识了阿太，她是作者外婆的养母，也是《命运》的主角。附录引用《皮囊》与开篇形成圆环，将虚构导向真实。纪德说：“人应该时时怀有一种死的恳切。”阿太正是如此，她无数次迎接死神、观摩葬礼、拜访神明、眺望大海、凭吊人生……阿太不能生育，却在丈夫下南洋后拉扯大三位子女，素朴、宽广而仁慈的阿太乃中国妇女精神的缩影。小说中对闽南民俗尤其是神明的刻画可圈可点，作为叙事空间的大海对人们精神的熏陶等方面都值得大家深入讨论。
邱毓贤：《命运》是一本海边之书。99岁的阿太轻柔地回忆她的一生。在多重代际的故事中，“海”乃核心意象，“讨海”的“讨”一字微妙点出人与海的关系。疍民向海“讨”来了生活，也“讨”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大海汹涌的波涛折射出人们的生存镜像。阿太的母亲在礁石上滑落葬身大海。阿太的丈夫出海挣钱，前往台湾的人从此匆匆登陆。来自北方的饥荒家庭就此投海，台风掀起的海水将人覆没。北来、西来、百花三个孩子来自不同地区。蔡屋阁、北来、西来乘船前往马来西亚。这片海因此成为“故事之海”，也成为“命运之海”。人们寻找心头的压舱石，使自己不要为命运所流放。它看似接受生活的推动，实则捏住存在的变数。阿太平视命运，既供奉神明，向神明求助，亦敢于与神明吵架。这种善意与不屈支撑起独特的闽南生存哲学。最终，面对人应该如何活着的难题，《命运》给出“海我相融”的答案。站在入海口的阿太往陆地回望。她的故事汇于浩瀚汪洋。
曾 嵘：《命运》以几代人的故事探讨故事之于生命的意义。小说主要由阿太的回忆叙事构成，文中频繁出现的“我阿太”“我阿母”“我阿妹你太姨”“你外婆我女儿”这类主语，制造出重峦叠嶂的叙述效果，命运也由此获得了复杂的表现形态。我们从中不仅看见个人的婚丧嫁娶、家族的生死存亡，而且感受到历史的时隐时现——二十世纪百年中国史中的战争与革命。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命题：故事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神婆搜集故事、反哺世人，是民间最有魅力的“讲故事的人”。蔡也好的通灵本领并非神灵所赐，而是来自包容和坚忍的品格。她怀抱广阔的时空，将“神话”“鬼话”“人话”尽收耳中，打破了海与陆、天与地、生与死的区隔，这是经受岁月磨炼后的智慧和魄力。蔡屋楼倾听命运，接纳苦难，在死神面前傲然挺胸，展示“认命”和“抗命”的朴素辩证法。她通过叙事赋予时间以意义，赋予生命以尊严，丈夫杨万流、妹妹蔡屋阁，还有孩子北来、西来、百花，都经由讲述再次获得了生命。原来“讲故事”就是生命的通灵术，我们需要故事，包括老者的口述、抽签诗、侨批、电报、悼词……读者作为听故事的人，正如文中的“死亡观摩团”，在贮存记忆的同时获得疗愈，获得直面死亡、修改命运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命运》关于故事也关于生命。
邱文博：《命运》的主体是阿太的五段回忆，每一段回忆皆以死亡作结。小说中的死亡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如果子成熟后自然掉落般的死亡。蔡屋楼坐在被玫瑰花包裹的院子里，看着身旁一生的物品，和曾孙讲述属于自己一生的故事之后，如同一条潺潺流淌的溪流，缓慢平坦地汇入死亡的海洋。二是内心的不甘与执念始终无法疏解，最终郁结而死的死亡。“阿太”的祖父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试图帮助宗族延续香火，却始终搞不明白命运，被人生的问题卡住无法挣脱，最终行至暮年，内心始终不甘，郁郁寡欢而死。三是被命运戏弄，生命的溪流在经过山谷时突然坠落成瀑布，在拐弯后就突然汇入大海消失不见的死亡。“阿太”的阿母突然坠海、北来入海自杀，西来突然病故，他们都是被命运戏弄，生命突然走向死亡。小说通过对死亡的书写来讨论“人的一生应该怎么活”这一话题，正如“阿太”的阿母陷入生存困境时，神婆只是带她去看葬礼，去目睹死亡、聆听故事。在小说看来，无论哪一类死亡，都蕴含了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抗争下的生存哲理。漂浮的魂灵、庇护的神庙、神圣的神明、守护的祖先，便是死亡教给这座小镇居民的生存哲学。小说也希望借对死亡的书写，传递着向上的生存力量，慰藉着每一个正在人世间辛苦生存的人，支撑着每一个正在与命运洪流抗争的人。
古格妃：《命运》的叙述节奏从容舒缓，凝结着作者关于时间、命运、死亡等重大疑难的体悟。“怎么活”的人生难题横亘在每个人面前。临海而居，信奉神明，自给自足的人们靠海活着，也靠故事活着。神明崇拜盛行的闽南地区，香火缭绕于城中与心间，但不同于简单贴上的迷信标签，小说中，神界与人间的界限并不分明，神会因为忙不过来转而求人帮忙，人也可以和神嬉笑怒骂，人们进神庙，听故事，讨说法，在神殿静坐的时刻，灵魂得以晾晒，命定的说法因而有了多重的解释空间。在这里，神更多是人内心信仰的投射，可以和鬼神对话的神婆，从人性中发掘到了神性，并将其放回神龛。此外，神性也能在讲述中生长，老年的阿太通过讲述故事，成为当地最好的神婆，人性与神性相依相生。神庙里的故事积攒的是生人的遭际，葬礼上的故事沉淀的则是逝者的一生。阿太的阿母走投无路时，神婆只是带着她看葬礼，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前人故事的集合，自我的心灵秩序也在观看中得以唤回和重塑。小说没有去纠缠“命运”的存在，而是直接往前一步，追索与思考命运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去对待。在阿太跌宕了近百年的人生故事里，命运的谶言在场又不在场，她看透了一个时代，也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因生活的负重激起对命运的抗争，由此筹划种种生存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于无常中向上而生”的生存智慧。阿太最终完满地生下了自己的“命运”，她的人生故事也将在后辈的人生中继续生长。
许哲煊：《命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神明世俗化的书写。神明并非神秘的命运掌控者，而是被赋予了人一样的千姿百态，会爱美，会斗嘴，会在业务繁忙时兵荒马乱，也会在被忘却时依依惜别。神明被安放的空间也具有世俗化特征。神所在的庙宇并非高高在上的朝圣之地，而是温馨的日常空间，人们与神明絮叨家常、召开集会、躲避灾难……在极端政治环境中，神明更被藏在生活的缝隙里，例如被窝、骨灰盒，甚至厕中。这些空间隐蔽而琐碎，凸显神明在人们心中的亲近地位：它作为信仰潜藏于个体内心，甚至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更进一步看，神明的来源也是世俗化的。闽南多数神明原为人所化。当个体为这人间承担下大苦难，他就可以被奉为神。这背后体现的是对民间历史经验的传承与纪念，同时也展现出一种集体观念：个人的苦难被放到集体与历史语境中，人在对抗命运的过程中渐趋神化，而这种神化由集体赋予。个体与集体、人与神成为共担者。这也展现出一种特别的人神关系，神明既是人类的庇护者，也是同行者。阿太会对神明唠叨生活琐事，蔡也好会与神明谈天斗嘴。人对着神既能祈祷，又能争吵，神成为一个可以商量的对象。作者在后记中也将神称为“朋友”。若说神明掌握人的命运，那么以神为友的人，其实也在与命运做朋友罢。或许人生的起伏其实是偶然性与主体性的结合碰撞，而神明以其超世的一面成为人们在偶然性面前的寄托与希望，又以入世的一面陪伴大家度过凡俗的人生。
林蓓珩：比起神明的陪伴，《命运》里“家”的建构尤为使我感动。它的内核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美好感情。位于故事中心的三代人都过早地经历了家庭的破碎。作为“留下来的人”，他们有着身世飘零的宿命感和对精神安定的本能渴求。不管是阿太想尽办法受孕，还是太姨为了生个孩子送给姐姐而出嫁，都是千方百计地想组建完整的家，在血脉的赓续中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在原有的希望落空之后，北来、西来、百花三个来自天南海北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却使得家庭以另一种方式成立。这种不以血缘关系为前提的牢固牵绊，打破了传统认知中“家”的定义。每个人都在需要和被需要的良性互动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使条件艰苦，也能甘之如饴。如同阿太的人生哲学所言：“这世界最容易的活法，就是为别人而活。而如果那人恰好也是为你而活的，那日子过起来就和地瓜一样甜了”。对生命脆弱的自我认知、执着生存的原始本能和在此基础上苏醒的责任感，构成了这个特殊家庭强大的向心力。时世的艰难反而使它愈加坚不可摧。此后的岁月里，直到人生尽头，每个人都频频回首，望向他们共同建立起来的，无穷变数中的稳固支点。同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命运相比，家作为一股隐藏在文本之下的潜流，赋予了人们瞻望前景的勇气和坦然面对命运的底气。
来源：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