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是饶宗颐先生学艺兼修的对联，它反映了饶宗颐先生跨越古今、兼通中外的学术定力和追求。任何一个有巨大影响的学者，都会有继往开来的学问，也有桃李芬芳的教学事业。他们更是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回应时代要求，解决现实问题，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提升研究、教学的品质。
詹伯慧教授，1931年生，广东饶平人。1953年毕业于由王力教授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和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30年，1983年调入广州暨南大学任教授，1985年任暨大复办后首任文学院院长，兼任汉语方言研究室主任（1994年更名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名誉教授。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1991年开始招收攻读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迄今詹教授已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29人，硕士研究生9人。1994年我国首批5名攻读汉语方言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授博士学位，其中出自詹伯慧教授门下的就占了4位。如今詹教授的门生都已成为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语言学界把这支富有活力的汉语方言研究团队戏称为“詹家军”。这正是詹先生通过教书育人、注重团队建设的成果。
詹伯慧教授从教67年来（1953－2020），在汉语方言、汉语辞书、汉语应用和汉语规范等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教学工作，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早年参加由北京大学袁家骅教授主持的《汉语方言概要》的编写工作，负责编写粤方言和闽南方言两章，约占全书50万字中的.三分之一。此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方言的著作，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他在辞书的编纂方面也卓著成绩，曾担任《汉语大字典》编委多年，主持该字典的收字审音工作。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方言分科的副主编，撰写了许多方言方面的条目。2013年冬他以82高龄接受学校返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465万字上下两卷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这部被誉为汉语方言学史上一座丰碑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于2017年出版问世，受到广泛赞誉。先后获评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2019）、中华优秀出版物（2020）、国家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20）。詹教授屡屡应聘到境外一些著名的学府讲学。1980年至1982年，他作为我国教育部推荐的首位学者受聘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两年，为中日两国语言学界的学术交流开了先河。他的《现代汉语方言》一书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当年听他讲课的日本学生，如今大都已成为日本汉学界的知名学者。此后詹教授先后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1990）、新加坡国立大学（1998）、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1998）、香港大学（1986、2000、2004－2017）、香港中文大学（1987、1992）、香港科技大学（2005）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1995）等著名学府担任客座教授或开设讲座。他所授的课和他所作的学术讲演都给听讲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普遍的赞誉。
詹伯慧教授已刊著作逾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先后出版过《汉语方言文集》（日本东京龙溪书舍，1982）、《语言与方言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方言 共同语 语文教学》（澳门日报出版社，1995）、《漫步语坛的第三个脚印——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增订本2006）、《詹伯慧（1953－2008）語文評論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詹伯慧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等六部个人论文选集。他还主编了一套通俗性、应用性的《大家小书》，他自己的《语文杂记》（2010）作为首册出版。他主编的广东省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成果《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1987、1988、1990）、《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4）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8）等多次获评为国家教委和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他主编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获评为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由他主编、粤港澳三地一批粤语学者共同编纂的《广州话正音字典》以及由他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在2002年相继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广州话正音字典》为我国第一部方言正音字典；《广东粤方言概要》于2005年5月荣获广东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政府奖），是广东语言学科大量著作中获此殊荣的唯一一部著作。詹教授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和1997年他连续两度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6年，暨南大学授予他终身贡献奖，2011年6月，他更获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是全省获此殊荣的16位社会科学家中唯一一位语言学家。1988年他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3年和1998年又连续两届出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2000年，他连续两届被广东省人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曾为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并曾连续担任第一届至第十七届（1981-2013）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自1986年起，他连续被选为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20多年。
“爱”字当头，家国情怀
2014年04月23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一篇《詹伯慧先生：“爱”字当头做学问》的文章，这篇文章集中概括了詹先生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核心理念：热爱专业、爱护培养后备人才；同时詹先生有浓烈的家国情怀，爱国爱家乡，用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服务国家建设的大局。为了国家的建设、发展，詹先生始终是一位和谐的语言生活的倡导者。詹先生经历了新中国几乎所有重大的语言文字工程，从推普到方言保护，从汉字规范化到方言用字，詹先生始终胸怀全局，不为一时一地的一些错误认识所左右。既强调推广共同语、规范汉字的重要意义，也始终强调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各地的地方文化中，他提出“留住方言留住根”。
詹伯慧先生是新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其师袁家骅先生主持的《汉语方言概要》的编写工作。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方言的著作，在海内外的语言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书的内容分理论概述、方言概况、综论比较三大板块。其中，方言概况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方言的地理、人文历史背景；方言代表点的语言结构特点。可以说，这本书是现代汉语方言学的一个范本。如今，现代汉语方言学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始终不离该书的框架。
詹伯慧先生的汉语方言研究，既有理论和基础的构建，也形成了主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方言的调查研究和语言的应用，特别是社会应用研究方面。詹伯慧先生在晚年，更强调语言应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近期出版的《语文杂记》一书，就概括了他对现实语言问题看法，充的分反映出他的治学理念。
詹伯慧先生的研究广泛，涉及粤方言、闽方言潮州话和海南话、客家方言及官话方言等内容。其中，他的粤语研究成绩最为突出。这些重要的学术成果表明，詹伯慧先生的很多做法深受赵元任先生的影响。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建立汉语方言调查的标准和范式，包括记音工具、记音符号、调查用表等。詹伯慧先生继承了赵元任的研究方法，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粤语进行由近及远、由中心区域向外围周边扩散的调查研究。调查的内容、记音工具等也是在赵元任的基础上，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同仁共同开发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系统。这为进行整体汉语方言乃至整个大汉语的对比研究，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语料数据，也为其他方言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的样板。
育人育德，不捐细流
詹先生对人才的培养，从高处立意、大处着眼，几十年如一日推动方言学科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历练，正如一位学界后辈所评价的一样：先生不捐细流，方成大海。另一方面，方其为大海，也才能众流归之。
在学生们的眼中，詹先生是一个有学有乐、有乐有学的人，跟他交往过的人都能从中汲取为学和做人的智慧。
“老师的格局很大。他既坐得住冷板凳把学问做深，又善于组织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形成影响力。他在暨大执教30多年，也是南方语言学搭建框架、迅速发展的30多年。”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甘于恩教授说。
“岭南被誉为汉语方言的宝库，还有很多方言如同珍宝一样未被发现和发掘。”甘于恩至今犹忆，刚刚起步的珠三角，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从广州到各地市的道路，多是起尘扬灰的老式公路，再下到村镇，大多是泥泞的土路。当时，50多岁的先生也和学生一起，坐在“三脚鸡”里“嘟嘟嘟”地到乡里去。“三脚鸡”指的是拉着拖斗的三轮摩托车，师生挤在狭窄的空间里，一路颠簸。在这样艰苦条件下，詹伯慧先生还不忘苦中作乐，和学生说着笑着唱着歌走进乡野田间。
詹先生的学生说：“詹先生在暨大这30多年，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建立起了南方方言研究的架构。首先是搭架子，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几个大部头，搭起了粤方言研究的骨架。然后是上台阶，为粤方言研究设置了不同的学科分支。最后是主持国家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编撰，构建起了方言研究的大厦。”
詹先生热爱学习，勤于实践，是学生和同行眼中的榜样。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平山久雄，是当今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撰文回忆1980年詹伯慧先生赴东京大学任教时说，先生虽为书香门第，生活能力却很强，为人又十分积极乐观。
“他很快就学会了简单的日语会话，可以自己买东西，也掌握了东京复杂的地铁线路，在广阔的东京市内，到什么角落都很自在。詹先生喜欢听音乐，每晚10点电视台播送的10分钟《世界名歌》，是他最爱看的节目。他随身带来了一套精巧的工夫茶用具，时常让客人们一边听组合音响的音乐，一边品尝佳茗的清香。”平山久雄这样描述笔下的中华学者。
对学界后辈，詹伯慧先生也很看重。2004年，北大名家袁家骅的学生刘勋宁在香港讲学时，73岁的詹伯慧先生还专程渡江跨海去听这位学界后辈的讲座，不放过任何一次获取知识的机会，这让刘勋宁很感动。
后来，詹老邀请刘勋宁到广州参加粤方言研讨会，会后同游珠江。看着詹老几代学生同行，欢笑而来，簇拥而去，刘勋宁明白了：“詹先生不是独对我好。不捐细流，方成大海。方其为大海，也才能众流归之。”
詹伯慧先生在暨大执教期间，学生经常去他家借书、蹭饭。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兴泉教授，曾师从詹伯慧先生的学生彭小川，按辈分算来是徒孙了。他后来在北大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抉择之时，听取詹老建议来暨大执教。
当时侯兴泉家在东莞，上课要在广州、珠海两校区往返。詹伯慧先生听说他的实际困难后，还把自己在广州的一间办公室腾出来，供侯兴泉办公休息。
“师爷是知名的大家，还为我一个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想得这么细，让我很感动。”侯兴泉还记得，有一次詹伯慧先生带队到武汉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会后他兴致勃勃地带着一众徒子徒孙去汉正街游逛，自告奋勇当起导游，走得比年轻人还快。后来入学的90后、00后学生们，也时常会在暨大校园偶遇正在锻炼的詹老爷子。他常常“逮”到文学院的孩子就聊起来：“你大（研）几啦？学哪个方向的？”
詹伯慧先生腿脚不好，为了方便上班、上课，多年来在校园里以自行车代步，堪称暨南一景。最近好一阵子徒子徒孙们没见老爷子骑单车了，后来才了解到原来他前段时间摔了一跤。现在先生虽然坐在轮椅上，依然精神矍铄，摊手一笑：“这回好了，我的自行车被没收了。”
平生积蓄，奖掖后学
詹先生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人文学者，2020年，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保护丰富的语言资源，繁荣我国的语言学研究，捐出平生积蓄50万元人民币，设立暨南大学詹伯慧语言学奖，奖励那些对中国语言和汉语方言研究有贡献的学者，詹伯慧语言学奖的设立，将极大地激励语言和方言的研究，成为新时代中国的语言学事业的有一个重要标杆，必将对中国的语言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詹伯慧先生始终认为，语言研究要为语言实践服务、要与语言应用结合。研究与应用结合，必然会使语言学研究者具有大局意识，产生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詹伯慧先生六十余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地推广民族共同语，在执行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时，坚持实事求是，多次呼吁“少当语言的警察，多做语言的导游”。在推广普通话最为轰轰烈烈之时，他提醒人们注意方言的研究与应用；在一些人不明就里，将方言与共同语对立起来时，又及时纠正那些偏颇的认识。
詹先生非常注重团队建设，发挥集体攻关的优势。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学者们意识到，介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间的语言学研究，只停留在传统的“单打独斗”式的研究是不够的，组团队、上规模的研究正不断被各方面重视，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几十年来，詹伯慧先生一直没有离开过重大、集体攻关的语言学建设工程。目前还在主持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及数字化建设工作，这又是一个联合攻关的重大工程。这些都是詹伯慧先生注重团队建设，致力人才培养的表现和成果。
此外，詹伯慧先生从不放弃与国外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正是这种广泛的交流、学习，使詹伯慧先生先生具备了开阔的视野、与时并进的思想观念。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詹先生老当益壮，紧随时代步伐，依然活跃在学术一线，继续发挥着引领和指导作用。
詹先生活到老，学到老，执着追求，坚持不懈，乐观向上，注重团队，奖掖后学。他身上的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文稿|刘新中
排版|汪幸
责编|肖丹
审核|魏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