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就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和内在特质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许多内容值得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学界进一步研讨交流。

有鉴于此，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其下设的中西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于7月9日，在暨南大学文学院，围绕世界文明比较互鉴视野下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这一主题，策划和组织了一次中型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的近2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云飞教授主持会议。

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文学院院长程国赋教授在致辞中强调了此次会议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并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协同创新中心以及文学院的相关情况。

程国赋教授致辞

专家们聚焦于通过世界上不同文明的比较互鉴，更深入地研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特质，切磋交流了其中一些尚有分歧的问题。专家们的发言主要聚焦于四个主题。一是中华文明的考古和探源；二是文明比较互鉴视野下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三是中华文明参照下域外国家的形成和文明特征；四是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和文明的影响。现整理、摘编了专家们发言的题目和内容，供领导们审阅、参考。

主题之一  中华文明的考古和探源

（1）郭立新：长江中游原生文明成长的动力机制初探通过与古埃及、苏美尔等比较，有助于进一步探讨长江中游原生国家文明成长的底层逻辑和演化动力。农业生产与国家起源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以长江中游澧阳平原鸡叫城及相关聚落为例，谷物成为主食促进了人口增长，导致了集约化生产与水利的发生，从而推动了社群协作网络的扩张这一演化路径。长江中游国家文明，最早出现的年代为公元前四千纪中期，与古埃及和苏美尔大体相同。但是，对比三者进入王国的时间却大不相同。从环境及农作的差异来看，三者存在不同的原因，屈家岭联盟国家社会内部整合和国家权威的建立，主要依靠共同的意识形态及相应的祭祀活动整合达致的，是在自愿结盟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整合与结盟的原初动力，应该同样来自于因生产协作和社会分工而内生的相互依赖。比较古埃及、苏美尔和长江中游不同的文明化之路，可以看到它们都以灌溉水利基础上集约化稻麦生产的高产出为根基，但在完成的速度、时长及周边环境带来的压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2）陈立柱：“文明起源”——最热但需要反省的问题

以从西方引入的“文明”与“野蛮”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是否合适？中国用“文明”“原史时代”等词语来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意义是什么？近代中国讨论“文明”的主要原因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文明”一词的态度，整体是否认，具体是批判。中国古人对待“文明”也不是以中性词来使用，而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贬义。“文明起源”课题在中国备受关注，主要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借鉴了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希望在世界史的书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学者在探索文明起源课题时，既要反思从西方传入的概念应用，也要从中国与西方在文化的不同上去探索。

陈立柱（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3）胡列箭：中华民族发展的地理基础

黄河流域文明兴起有三个内因和一个外因，即较少山地阻隔的大平原，相对容易开垦的黄土地，比较舒适的气候以及外部文明的传入和刺激。正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得风气之先”的地位，使得中国多地产生的文明萌芽“汇聚到黄河流域，形成早期的中华文明，以后又扩散到长江流域”。至于扩展的方式主要是人口迁移，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的人口南迁，即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最后导致了南部中国的经济文化完全超过北方。黄河流域的地理局限逐渐被长江流域的优势条件所接续，也因此保证了中华民族得以继续向前发展。但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中国多地区遇到了发展瓶颈，但最后通过大规模的山地开发得到了解决。中国文明是同心圆的融合模式，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的发展进程，体现出兼收并蓄的文化特性。

胡列箭（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4）张淑一（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岳冠林：新出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与汉初历法

湖北省荆州市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了四千余枚简牍，其中包含两百余枚历日简预推了汉文帝后元元年之后一百年的朔日干支（公元前163年至公元前64年），是迄今发掘的历法材料中时间跨度最大的历日简。从汉初历法的颛、殷之辨，朔日干支角度下胡家草场历日简与殷历的异同以及置闰角度下汉胡家草场日简与殷历的关系三方面来看，这批历日简反映出，汉初朔日干支和置闰规律与殷历更相符，而与颛顼历不符，颛顼历很可能并未实际行用过。秦、汉初历法是在殷历基础上变化而来的，并且汉初对秦代历法做了较大的调整，文帝之后历法也经历过多次细微调整。

岳冠林（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5）张弛：中亚早期青铜时代的城市

中亚的早期城市大规模兴起于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1500年；地点在中亚南部、北部及东部地区；背景是两条贯穿欧亚大陆的冶金技术传播线路。中亚南部的早期城市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3千纪初，主要有安诺文化、帕尔海-苏姆巴尔文化和萨拉兹姆文化。歌诺尔遗址的布局及出土遗物表明，该遗址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着密切关联。中亚北部的早期城市主要分布在托博尔河流域和哈萨克大草原，以辛塔什遗址为例，其聚落形态、房屋建筑结构、出土文物等都颇有特征。对比中亚的考古资料，新疆考古发掘出的早期城市聚落，包括阿勒玛勒大型聚落遗址群、吉仁台沟口聚落遗址及其分布基本与铜矿有关。中亚早期城市的出现与金属冶炼和加工有关，并且中亚早期城市化存在南北两个系统，随着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逐渐趋同。今后应该反思三点：一是对于二里头、石峁等遗址需要再认识；二是中华探源需要格外重视对中亚地区早期城市的起源研究；三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离不开世界视域，“认识世界文明起源”不能缺少中国经验。

张弛（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6）熊增珑：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路径

我国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在辽西地区发现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规模宏大的礼仪建筑、精美的玉器等，掀起了文明起源的研究热潮。几十年来，中国考古人不断努力，在不同地区揭示出了文明发展进程的机制和特点，极大地丰富了文明起源这一世界性课题的研究内容。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路径中，有以下几方面需要特别关注，一是要重视精神文化遗存的分析，如祭祀类遗存；二是要注重崇拜强者社会信仰的形成；三是要关注各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四是考虑中国不同地区的独特地理地貌和气候条件；五是要分析兼容并蓄的文化交流融合；六是重视血缘关系的研究。

熊增珑（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研究员）

在自由讨论环节，上述学者们认为，中国文化重视血缘关系，表现形式有宗庙、族葬等等。中国文化的传承方式与西方存在明显差异。黄河下游的地理优势是后面的，在开发之前黄河经常泛滥与摆动。黄泛区发现的遗址很少，战国秦汉以后比较多。无人居住的地区如何来的文明起源优势，值得探讨。

主题之二  文明比较互鉴视野下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

（1）孟广林：从中西比较视野看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价值

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可以从民众政治地位、君权神圣和暴君思想三个方面加以考察，进而可以比较了中西方思想家对民众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孟子政治思想的要旨是界定民众、社稷与君主在国家中的价值与地位，即厘清君权的合法性问题。首先，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高度重视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价值，而西方思想家长期强调等级理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理念，虽然强调正义、和谐、美德，但否认奴隶的平等地位，并且将人类严格分为三个等级；罗马时代追求民众平等的自然法思想昙花一现；在基督教和封建制度的影响下，中世纪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启蒙运动时期，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的萌发，抬升了民众的政治地位。其次，孟子提出君权天授思想，同时主张君权的合法性与民众百姓密切关联，天命天意是民心民意的凝聚升华。而西方长期处于神本社会，从古罗马至文艺复兴时期都存有浓厚的君权神授思想，并在中世纪发展出系统的神权政治思想。最后，孟子支持诛暴君，肯定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理念。12世纪思想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提出诛杀暴君的理论，但其含义广泛，与孟子不同，没有聚焦到君主身上，直至16世纪，法国胡格诺新教思想家和英国思想家明确将矛头对准专制独裁的君主。孟教授认为，孟子“民贵君轻”思想作为认为最宝贵的政治思想遗产之一，包含原初性的政治契约理念，对深化当前政治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重要意义。

孟广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易建平：“天选”还是“民选”——《墨子·尚同》思想辨析

先秦时代存在“民选”理念，中国古代历来是专制主义社会的传统观点值得反思。根据《墨子·尚同》，天子不是由民众选举，而是由“天”选举，而此处的天并非抽象存在。根据墨子的尚贤和民本思想，易教授对“民”、“天子”和天三个概念展开梳理。“民”指的是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利的人，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民众；“天子”即贤人，贤人所做之事需要有利于国民，不能损害其利益；“天”则指代国民，《墨子·尚同》的核心思想是以天子的旨意来立意，而同时代诸多文献也反映出与此类似的观念。易教授进一步梳理了先秦时代的权力结构，贵族集团在殷商时代的权力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关于这一时期处于专制社会的传统观点缺乏材料支撑。此外，根据《左传》《孟子》，先秦时代，国人大会对君主权力起着相当程度的制衡作用。在学术研究中应该注意，不能用后代的制度观念看待之前的历史现象，同时需要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再进行价值判断。

易建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3）刘璞宁：中西比较互鉴视野下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特质

中西方古代政治合法性思想有各自的演变阶段和异同。西方社会政治合法性观念经历了四个阶段：古典时期，古希腊哲学家重视正义、公正美德，同时还存在由自然法和成文法所衍生的合法性观念；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契约论；近代社会的制度法理观念。而中国古代的合法性观念也存在演变的历程，从商周时期的，重视上天意志，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主张；从三统说到欧阳修的“春秋大一统学说”。同时，从中西合法性思想的对比，也可看出在合法性思想建构背后，中西方在民族、地理、文化属性、历史等层面存在的差异。

刘璞宁（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

主题之三  中华文明参照下域外国家的形成和文明的特质

（1）钱金飞：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体系

15世纪末起，神圣罗马帝国选侯院、诸侯院和帝国城市院组成的帝国议会是帝国的重要决策机构；在司法体系方面，帝国最高法院和帝国皇家法院帝国成员确立了通过法律解决其内部争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内的和平；通过“公共芬尼”和帝国义务摊派，帝国建立起较为有效的的财政体系。此外，帝国在行政区和领地国家层面均进行改革，最终形成具有“帝国-帝国行政区-领地国家”三位一体特征的“互补性的帝国国家”。同时，帝国反映出一种君主制、封建等级制和联邦制混合的色彩。

钱金飞（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2）李云飞：欧洲文明的形成的时间和内在特征

欧洲文明形成于中世纪早期向中世纪盛期过渡的时期，即900-1200年。具体表现为，欧洲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认同和宗教文化形态、今日欧洲的基本政治格局在这一时期已经奠定、古典因素、日耳曼因素和基督教因素完成了融合。形成后的欧洲文明最根本的特征是：长期处于战国体系中；存在政治多元化、权力多中心的结构；对外具有扩张性；以拉丁基督教为核心意识形态。

李云飞（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3）蔺志强：中古英格兰的族群融合与王国认同建构

有两个实例可以展现了中古英格兰族群融合和王国认同过程背后的复杂性、残酷性和建构性色彩。其一，在丹麦征服和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人数和文化层面受到极大打击，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诺曼人作为入侵者，在征服之初革新的英格兰的民族和文化。但13世纪后，随着诺曼人失去大陆领土，英国国王才开始抬高英语地位，建构英格兰的族群认同。其二，爱德华一世在攻占苏格兰过程中，曾在诸多历史文献中寻找到统治苏格兰的合法理由，但因为战场上的失败，导致到如今仍未形成英格兰与苏格兰地区的民族融合。

蔺志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4）刘虹男：4-7世纪法兰克共同体的形态演变

从“国土空间”“行政体系”“央地关系”“居民成分”等层面，可以阐释法兰克共同体的形态演变。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为法兰克共同体提供一个内部相对统一的、以城市为基本行政单元的国土空间；对法兰克共同体行政体系进行设计与调整；为所有接受并尊重法兰克王廷作为“中心权力”的族群赋予同一文化属性，同时在社会治理方面，教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关爱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刘老师认为，借由教务会议，法兰克教俗精英在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反复拉扯中，共同在后罗马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打造出一个颇具教会特性的“法兰克早期国家”。

刘虹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5）许张凤：克努特家族与10世纪末丹麦国家的建立

辨析克努特家族缘起、谱系，有助于考察了克努特家族对丹麦国家建构的贡献。克努特的祖父蓝牙哈拉德在位时期，统一丹麦，并且实现国家基督教化。克努特家族源于挪威西海岸，此后迁移到丹麦，并在诸多的政治组织中崛起。在国家建构历程中，克努特家族尤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借此加强王权统治，削弱地方势力。其中，哈拉尔德建设诸多统一规划的唤醒堡垒；修筑道路网络和桥梁；建立新的城镇，并派遣官员季节性驻扎地方城镇；建设教堂，推动基督教化。通过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克努特家族在较短的时间内，在自己的统治腹地建设新城市，并通过加强王权统治，为丹麦国家建立，为克努特建立跨北海地区帝国坚定了基础。

许张凤（暨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题之四  中华文明在周边地区和域外的传播

（1）陈广恩：日用类书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价值——以《事林广记》为考察个案

通过详细梳理了《事林广记》的内容和性质、现存版本情况、在日本流传现状、在日本流传原因、以《事林广记》为代表的日用类书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是宋末至明代非常流行的一部百科全书式日用类书。《事林广记》现存有21种版本，其中有13种仅藏于日本，因此，日本是《事林广记》的主要收藏国。推动《事林广记》在日本广泛流传的，主要有四个因素。其一，日本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员，与中华文化交流密切；其二，《事林广记》作为日用类书的受众面比较广；其三，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其四，福建地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加之此地印刷业发达，刊刻的书籍作为贸易物资，流传至日本。在《事林广记》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方面，陈教授认为，一方面，日用类书因其实际功能，为日本普通民众所接受；另一方面，以《事林广记》为代表的日用类书对日本社会的教化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事林广记》在日本的流传也反映了历史上的中日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

陈广恩（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古籍研究所教授）

（2）刘永连：朝鲜王朝蒙学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

朝鲜王朝的家训等文献表明，朝鲜古代的蒙学教育受中华文化影响较深，体现了中华文化从核心地带向周边传播的历程。朝鲜王朝借鉴和照搬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教育态度上，重视对孩童的教育；教育理念上，重视胎教和德育；在教育方案上，讲求德才兼备，德在第一。与此同时，朝鲜王朝在蒙学教育的实际过程中，也有所创新，朝鲜王国更加强调对孩童道德伦理的培养，并积极运用朱子进行蒙学教育。同时，为了适用朝鲜的本土教学，蒙学教材的文字表达更为通俗易懂。因此，朝鲜王朝对中国古代传统蒙学教育的借鉴和学习，反映了中华文化圈的存在。

刘永连（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教授）

（3）张小贵：血族内婚与同姓不婚——萨珊波斯与中华婚俗之比较

萨珊波斯与中国古代在近亲婚方面有差异，也有共性，体现了不同婚姻制度背后多维度的社会、法律和宗教观念。尽管萨珊波斯近亲婚形式存在与否仍具有争论，但部分同时代的宗教文献证明了这一婚姻形式。在当时的财产继承领域，存在一种代理婚，从而在法律上形成近亲关系。而中国古代则历来主张同姓不婚，禁止同族为婚。入华粟特人长期保持内部通婚，也存在同姓结婚，但并不是近亲婚的体现。因此，汉文书籍对波斯等地区的同姓婚姻持较低评价，但是在波斯人则从宗教层面来理解同姓婚姻，认为其是一种功德的表现。

张小贵（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线下参会人员合影

图文：主办方

排版：迟玉群

审核：李云飞

终审：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