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高考,我第一志愿报考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文系)并如愿录取。1963年秋季毕业离校。时光荏苒,转瞬之间,过去了63年。现在,暨南大学58届中文系同学中的一批精英们倡议大家编写一本回忆录,表达对母校的脊恋,对恩师的铭记,对逝去岁月的回味,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我的同学多数已到耄耋之年,大家还能心灵相通,互通音讯,时赐佳音,这真可说是一种福气。其中,有不少同学老当益壮,思维敏捷,笔耕不辍,还在书写“中国梦”的华丽篇章,这更是令人羡慕和佩服的。这些58届中文系的佼佼者,是第一届中文系的骄傲,也是母校的光荣。
我在暨大五年,除去参加炼焦,投入大跃进的洪流中去,实际专心致志攻读语言文学大概只有四年。况时逢物质生活暂时困难,同学们的学习精力也大打折扣。大三以后,我被调入语言师训班,主修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文学方面便有所忽略,功底无法打深。可以这样说,在语言文学方面,老师已经带我入了门,但没有真正登堂入室,与其他研究卓著、成果丰硕的同学相比就有很大差距了。
回望母校,不尽依依。母校是我的人生驿站,也是我人生最大转折点。在我身上,打上了永远无法脱去的暨大印记。对母校的思念之情,犹如一杯甘醇之酒,历久弥香。
有三件事,我在脑海中留下深深的记忆:
一是省委对暨大高度重视。
当时,暨大的校长是由省委书记陶铸兼任的,校名也是他书写的,这在全国省一级高校中也许绝无仅有。陶书记多次为我们作报告,要求我们学习“松树的风格”,做社会主义建设坚强可靠的接班人。省委还把教育家、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王越调来暨大任副校长,专抓教学工作。省委还选送派一批部队的能人悍将加强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学校党委书记梁奇达多次强调:暨大复办的第一届必须培养好,打响第一炮,为母校争光。为使中文系培养出一批拔尖人才,省委把中国作家协会中的老作家、青年创作部部长肖殷调来任中文系主任。暨大还聘请中山大学多位语言文学大师来校讲学,聘请广东省作家协会的著名作家来暨大中文系作报告,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也来给我们讲课。这一切,充分体现了省委和学校对中文系的重视。系主任肖殷告诫我们:作家是社会大学培养的,你们在校就要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大量积累理论知识,专业知识,为以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后调来的诗人、副系主任杜桐则要求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毕业后若到中学,三年内要甘拜下风,从初中教起,三年后就要超过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张德昌是部队转业的。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平时讲话柔声细气,温文尔雅,做思想政治工作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动之于情,晓之于理,导之于行。还有党总支领导叶孟贞老师,也很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经常来宿舍看望关心我们,嘘寒问暖,谆谆教诲我们努力学习,立志成才。校、系领导的教诲、鞭策,对我毕业后的工作起着很好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二是老师对教学工作殚精竭虑。
当时暨大的老教授不多,但授课的中年教师都是有水平的。由于他们精心备课,讲授又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饶芁子、郑孟彤、艾治平等老师的课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入心入脑;既丰富了文学知识,又得到了精神享受。饶秉才、陈垂民两位老师讲授语言课非常严格严谨,决不允许学生把方言融入普通话里。饶老师本身是客家人,但与我们梅州学生的交谈中,他从不讲家乡话,就是到他家作客也是一样,目的就是要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严于律己,讲好普通话。他俩不仅要求我们掌握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求我们大胆实践,积极研究。他俩还组织我们对广东方言进行调查,明确广州、客家、潮州话的标准音以及语音特色。毕业前夕,上级通知暨大中文系学生多数要到中学任教时,他俩在语言知识方面组织我们再学习,再深造,把汉语拼音、语法修辞学到滚瓜烂熟。只要你讲出一句普通话,立即要用拼音字母写出来,声母、韵母、声调都不能错。写出一句长句,能很快分析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由于打下了这个基础,使我们以后到中学任教时,这方面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其他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特别是工农兵大学生,经常要向我们请教。我和杜捷江、陈新东是一起分配到海丰县工作的。杜捷江在海丰县第一中学——澎湃中学任教时,我作为教育局蹲点组的一位成员去听课。课后大家一致评议很好,认为杜老师语文功底深,讲课很有技巧。我想,他若在那间学校工作下去,评上特级教师(教授级)没问题。陈新东在海丰县红草中学任教,教学水平也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后来由于夫妻分居,他调回广州广钢中学当语文科组长,后又被抽调市搞社科院创办《广州年鉴》并任主编。总之,暨大五年,老师的一言一行,教学水平,教学风格,治学精神成为我一生的工作风范。
三是学校对学生关怀备至。
暨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侨生、港澳生、内地生(含应届生和调干生)。但大家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这是母校老师教育、关心的结果。我作为农村的贫困生体会尤深,我的学杂费、生活费学校全部支付了。在物质生活暂时困难时期,为了照顾海外以及香港、澳门归来的学生,学校专门开设“南洋馆”(凭侨汇证供应、肉食不缺的食堂),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至降低。而对内地的学生,学校也想尽办法弄来物资,改善同学们的生活。一天一斤大米吃不饱,学校把三餐改为两餐,而且发明“双蒸饭”,膨化饭粒,填饱肚子。学校还每月给大家发点饼干,让学生们自学中饿得难受时补充一点食物。我作为班生活部长,每月都要去校部领取食物,发到每位同学手里。为了减轻学生的体力负担,学校还把体育课中的田径、球类项目取消,改为教大家学习太极拳,而且终生受用。毕业前夕,我不幸得了肺结核,学校安排我住病号房,吃病号餐,还送我到中山医学院治疗。毕业后,学校允许我回家疗养一段时间,生活费照发,还允许我在县医院、乡医院都可以诊病取药治疗,减少了我来回步行县乡之间60多华里的劳累(当时没有公交车),而且医治也极为方便,每天打针,在乡医院即可进行。虽然花了一大笔医疗费,学校还是全部给我报销。由于学校的关心,我的病好得很快,几个月后我便走上工作岗位。
往事如烟,母校给我的太多太多。在那段美好时光,我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品行,收获了友谊,深深感谢母校给我的一切。母校难忘,永记恩师,母校是我一生的情结。
百舸争流千帆竟,乘风破浪正远航。现在,母校已经出现了崭新变化,取得了辉煌业绩。祝愿母校事业兴旺,人才辈出,腾飞壮哉!
往事如烟,母校给我的太多太多。在那段美好时光,我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品行,收获了友谊,深深感谢母校给我的一切。母校难忘,永记恩师,母校是我一生的情结。
百舸争流千帆竟,乘风破浪正远航。现在,母校已经出现了崭新变化,取得了辉煌业绩。祝愿母校事业兴旺,人才辈出,腾飞壮哉!
作者简介
黄振兴,1958年秋季考入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五年制)。1963年秋季毕业后派往汕尾市海丰县工作。先后任海丰师范学校教员,县政府文教办公室干事。1979年9月调回家乡梅州市平远县工作。先后任县委党校理论教员、秘书(副科级)、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部长、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县文联主席、县社科联主席。
图文|黄振兴
排版|程正巧
责编|肖丹
审核|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