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晚上，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史星”杂志社第二次读书活动在第一文科楼四楼中厅会议室举行。本次读书活动由20历史内招班的王栋民同学主持，由19历史内招班的冯浩然同学围绕王奇生老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进行领读，并有幸邀请到历史系张永春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在线上进行点评。

冯浩然同学首先从王奇生老师的学术脉络讲起，认为王奇生老师受章开沅先生影响，强调“参与史学”，重视整体社会环境及社会群体的研究，以期回归历史的本相。接着，他简要介绍了全书基本框架，分类归纳了章节内容，将其简练概括为国民党的改组及国共间的合作与冲突、执政后国民党的权力斗争与制度转型、国民党与其它主体（政、军）的关系、国民党内部的运作机制及国民党战时与战后的改革这五大主题。

在梳理全书脉络后，冯浩然同学认为王奇生老师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否定——通过讲述中国从王朝国家到政党政治的转型过程否定“一党独裁”等于“国衰民敝”和“独裁”等于“强权”这两个传统观点。

其后，他阐述了“党治史”与“治党史”的区别，认为“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治党史”则主要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变的历史，而本书特以国民党的“治党史”为重点，着重考察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

接着，冯浩然同学总结了本书的基本论点：首先，王奇生老师提出，从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关系来看，双方的分裂并不是完全偶然或个人的行为，而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其次，国民党既没有专政的“党力”，中国也没有专政的社会基础。另外国民党的“党政军”颠倒为“军政党”，显示出“党”的组织体系是无力的。再者，国民党无法改变既有的社会结构，也难以进入基层，可见“党”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并没有我们以为的强大。最后，王老师认为特务活动实际显示了国民党“党治”的缺失。

进入汇报尾声，冯浩然同学对本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王奇生老师在缺乏电子数据库检索的时代，发掘出许多覆盖面广阔、种类丰富的史料，是很不容易且值得我们学习的。其次，从学术脉络上看，王奇生老师是近年来从“革命史”向“新革命史”转变的重要代表，在本书中集中表现为“目光向下”和“视野放宽”，突破了以往制度史的局限。最后，以今人的目光来看，王奇生老师所提出的具体观点仍颇具创见性乃至颠覆性，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地方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随后，与会同学对冯浩然同学的发言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曹霁暄同学首先针对本文所使用的史料之“广”与“新”抒发个人感受。接着，他以本书具体章节作为切入，提出当时基层民众缺乏对党政的认知，包括仍以农会等概念来理解基层党部，且许多县级以下的官员并没有入党。

另外，曹霁暄同学将对比了国共的基层状况，认为国民党对士绅采取对抗态度，而共产党一定程度上对士绅采取拉拢或合作的态度，反映两者权力结构的不同。对此，冯浩然同学提及王奇生老师的另一本著作《革命与反革命》可以作为本书的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其中包括革命思想的发展以及国共双方对于革命话语的争夺，例如视自己为革命，对方则是反革命等。

王栋民同学首先对曹霁暄同学的发言进行补充，他提到在关注到王奇生老师所使用的史料之“广”与“新”的同时，也不应忽略王奇生老师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任职的学术经历。随后他认为可以将国共两党都视为外来的新兴政治力量，如何加入并重塑了地方社会既有的政治秩序与权力结构。由此可以发现国民党往往难以处理与地方士绅的关系，以至于基层组织往往被士绅们反客为主，共产党则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改造措施。

他进而回应了冯浩然同学提到的革命与秩序的问题，认为近代以来中外的革命浪潮总是会带来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建立。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革命具有受外来力量影响极为强烈与不断激进化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趋势就如王奇生老师在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言：“高山滚石”，如果离开了革命是很难理解中国近代史的。

李盛法同学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国共两党不同的党政军关系是否与当时两党对抗的实力对比有关系；二是独裁与国衰民弊的关系；三是关于党力衰弱的问题。

对此，冯浩然同学首先认为应当将虚化的党力对抗与实际的势力对抗结合考察。其次，关于独裁与国衰民弊之间的关系，他引用开明君主制理论，阐述一党独裁与一人独裁之间的区别。另外，关于党力衰弱问题，他提出可以从中央和基层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探讨，看当时的基层民众对于国民党党部的认知，并建议以中央是否有能力调用社会资源和力量来解释“党力”会更为合适及贴切。

此外，还有许多同学参与讨论：有同学从舆论话语权角度探讨大革命时的国共关系，有同学提出从容共向容国的转变背后反映国民党在舆论上弱势的现状与困境，讨论十分热烈。

最后，张永春老师在线上对此次读书会做出了全面且具启发性的点评：他首先指出两个可以进一步深化的视角：一是时间，他指出可将革命放在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研究，将其上限推进至清末；二是群体，“新革命史”注重对基层的探讨，我们在关注政治机关与精英分子的同时，也应关注农民如何看待革命，以期对革命有更好的理解与认识。

其次，张永春老师提出了几个可以延伸的方向：一是党治的“社会性”问题，即关注党内部的运作机制之余，还应看国民党的“运作”效果实态与外在环境的制约；二是党治的“在地化”问题，即强调关注地方上的党政关系，如广东的地方政治局势对党政关系的影响；三是关于时段性的讨论，国共内战持续了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可分为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我们在关注抗战过程的同时，还可以从战前、战后的情况去看抗战的影响。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精彩报告和热烈讨论，本次读书活动圆满落下帷幕，同学们满载而归，期待下一次读书活动的举行！

来源 | 暨南大学《史星》杂志编辑部

文案|胡梦月排版|顾菲

图片|王栋民 曹霁暄

审核|张永春 朱文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