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7日晚,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岩应邀来到暨南大学,在文学院四楼中厅会议室为历史系师生作了一场题为《航行的聚落—南海I号的考古学观察》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熊增珑教授主持。
在讲座开始前,熊增珑教授对李岩研究员的学术履历和科研成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李岩研究员长期在广东从事田野考古及水下考古研究工作,先后在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曾担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近年来在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平台大力宣传考古发现及成果,是公众考古和考古文化传播与推广的使者。
李岩研究员首先说明了讲座选题的缘由。其一,因为深度参与了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和发掘工作,对其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个人见解。其二,作为广东省被评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项目之一,是世界首例“整体打捞”的水下考古项目,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里程碑,其重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学习。讲座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沉船的社会历史背景,船体的沉没过程,航行的社会,以及船货价值和始发港口与目的地的推断。
一 作为聚落的南海I号沉船之特点:船的社会背景
与传统研究视角不同的是,李岩研究员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分析解读沉船的航行与沉没过程和遗物所反映的社会等级等问题。船体信息保存完好、遗物丰富,为我们探究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学术界对其年代的认知经历了两个阶段,目前一致认为该沉船年代为南宋,可具体到南宋孝宗淳熙10年即1183年。有两件材料可作证年代,一是船上发现的大量南宋时期的景德镇青白瓷和龙泉青瓷产品,二是图中所示瓷器底部的墨书“癸卯”纪年材料。李岩研究员不赞成利用铜钱进行断代,因为铜钱在沉没中多有散失,且使用周期长,船上发现的铜钱最早为唐代。
瓷器罐底墨书“癸卯”(图片来自讲座演讲稿)
南海I号反映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兴盛,这与宋孝宗时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是分不开的。相应的,发达的海外贸易也影响了社会文化艺术、宗教和风俗信仰。这一时期反映海贸的诗作、文学作品涌现,国外商人将他们的宗教带到了中国,留下了许多宗教建筑,泉州还保留淳熙10年祈风仪式留下的石刻。
三 南海I号上航行的社会
按照南宋时期的法规,船上的社会在政治、法律层面有着严格的管理,船上的社会结构是等级化的,根据出水墨书瓷器的记载可知其等级自上而下分别为:纲手、知客和火长。纲手是船只的总负责人,享有政府赋予的权力,瓷器上墨书“纲手”的器物不在少数。火长为船只的导航者,其职能和待遇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有所记载。等级在这三者之下的就是其他的船员了,当时实行舱位代替货币的规则,因此这些船员也充当商人,在船舱中携带自己的货物到海外交易以此获利。
10号船舱中出水的食物遗存可以反映当时船上的饮食结构。船舱出土有咸鸭蛋和腌肉,李岩研究员认为这是当时船上携带盐的重要方式。另外,发现羊骨头和内含6只鹅的笼子,应是当时携带的活禽。这种出海携带活禽的做法,依然是今天许多渔民出海采用的方法。另外船上发现了大量果蔬类遗存和酒遗存,反映出当时船上丰富的饮食。
值得注意的是,船上发现砚台、印章、天平等这一类贸易用具,印章的使用表明当时应该有商业文书,并且可能已经建立了商业信用体系,反映出当时商业发达的程度。
四 船货价值与始发港目的地港口的推断
船上装载的大宗货物为瓷器,其次是铁器,此外还有大量的银铤,以及铜镜、金器、竹木漆器。对这些船货的价值进行估算,会发现其中价值最高的是银铤,其次是铁器,再次是瓷器。李岩研究员认为,就该艘船来看,其携带大量银铤的主要目的应是采购货物。
出土银锭(图片来自讲座演讲稿)
通过将船上的货物与陆上的考古资料相结合,推断该船应是从杭州始发,在此装载铜镜及金器,接着在宁波装载景德镇、龙泉及越窑瓷器,可能于泉州装载铁器及福建窑口的瓷器,最后从广州驶离。船上的金器主要是未镶嵌宝石的半成品,其风格与大伊朗地区出土的金器吻合;另外,船上出水的中国砝码在沙特阿拉伯塞林古港也有类似的出土。由此可以推断,其目的地可能是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
出土金器半成品(图片来自讲座演讲稿)
最后,李岩研究员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并且鼓励同学们将考古材料运用到具体的漫画或小说剧本创作中,活化利用考古材料。在讲座互动环节,李岩研究员与历史系师生就沉船的原因、船员群体的来源、出土植物种子的利用以及瓷器贸易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记录:徐礼新
编辑:李 俊
审核:李 岩
审定:熊增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