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新文科视野下文艺学学科发展”高峰论坛综述

发布时间:2021-12-08 发布单位:文学院

   为进一步响应国家“新文科建设”战略部署,回应新时代、开拓新视野,促生文科建设发展新内涵,增强文艺学学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沟通、关联,本着扎根中华传统,面向创新未来的理念,省部共建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暨南大学文学院和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联合于2021年12月4日主办“新文科视野下文艺学学科发展”高峰论坛。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深圳大学、汕头大学、《文艺论坛》等高校及学术期刊的50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会议围绕新文科的学科内涵与范式方法、学科反思与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与交流。

      

“新文科视野下文艺学学科发展”高峰论坛合影

一、从开阔的社会语境、现实需求出发,探讨新文科的学科内涵与学术方法的革新。

   对新文科的“新”内涵与新范式的理解,南方科技大学李凤亮教授主要从“新文创”所带来的新文化入手,探讨了当下新文创的产业、消费与审美的变化,进而提出文艺理论创新要从回应与面对现实文化的能力的提升、阐释系统的重塑、价值功能的确立等要求。而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认为要突破传统文科“跨学科”的视野,从人文理论、批判理论与科学主义方法融合的层面,构建交叉学科的融合的新范式。他认为,新文科的成功在于交叉学科的新发现与新结论,同时要警惕机械论、庸俗论与唯科学主义的问题。蒋述卓教授的发言既是对新文科的本质上把握,也是立足人文学科科学主义研究的既往误区所提出来的清醒认识。与这种清醒认识类似,广州大学盖琪教授认为目前新文科交叉融合具有盲目性,是一种“新瓶装旧酒”,要回归官方表述的动机,而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在为学生建构现代性视野方面大有可为。来自《文艺论坛》的编辑佘晔则立足新文科的相关政策语境,将新文科的内涵从理念之新、方法之新与格局之新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理解,并从需求对接、问题对接与未来对接三个维度,对文艺学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此次新文科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作为在传统文学专业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文艺评论,因为其在理论与作品、创作与接受中所具有的重要效应,成为新文科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汤拥华教授立足理论的反思性、新批评的对话性,提出对构建一个以文学批评作为交往方式的自由、开放与反思的新文科课堂的设想。《文汇报》高级编辑王雪瑛认为价值观的建立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背景,文艺评论要求具有认识现实、思考时代的能力,能够把握当下中国经验。深圳大学宗祖盼副研究员则立足文艺学介入文化产业研究的中国语境,从文化产业研究的释义范式、文化范式和评价范式三个方面思考文艺学介入文化产业的维度,提出文艺评论在作品挖掘、价值观引领与决策引导三个层面所发挥的功能,认为要重视文艺评论在文化产业学科发展中的作用。

   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中山大学罗成副教授则从知识形态与哲学反思的层面,讨论新文科语境下文化批评的新范式问题。其中,周志强教授从科技与人文现代两种知识形态的角度,通过分析两者间“人文为技术立法、技术为人文塑形、技术霸权、技术人化”四次碰撞,提出“新文科”的成立正是“技术人化”的要求。虚拟现实技术带来叙事学的大革命,这就需要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转向,技术伦理批评、意义组织方式为轴心,以及寓言论批评范式应是新文科带来的批评范式的转型。而罗成副教授则认为文化批评不能直接从人文主义跳向后人文主义,他提出“人间感”的概念作为文化批评主体性的根基来连接“历史”与“人心”的可能性维度,呼吁文化批评在历史与人心层面上的丰富展开。华南农业大学张吕坤博士则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新文科的“新”需要回应新技术及其新的话语主体等所蕴含的思想资源。

   上述讨论,展现了新文科内涵理解的丰富维度,也达到了相当的广度与深度。这也意味着,围绕人文与科技交叉融合的新文科,不仅仅是一个现实学科实践的问题,更需要从哲学层面上解决新文科所面临的现实经验、知识形态、价值维度与哲学基础的问题。

二、在学术史与学科史发展中,总结归纳文艺学学科与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文化根基、理论资源。

   返本开新是新文科建设的根本。所谓返本开新,既是指立足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构建文科创新发展的根基,也应该指在对传统文科的学术传统与学科传统的系统梳理中归纳经验激发活力。暨南大学刘绍瑾教授的发言中讨论了现代美学学科建构中的道家影响问题。从显性影响与隐性影响的关系出发,他指出,道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具有内在作用,而对当代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的西方理论家在思想上也往往与道家美学具有较大的汇通。他的发言从学术话语体系与学术史的维度,重估道家美学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福建师范大学李诠林教授从文化产业的实践与学科发展的两个维度,回顾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十年发展,尤其从与社会的连结的层面概括了文化产业学科的发展成就。而华南师范大学的段吉方教授则梳理了西方文化批判历史发展的6个阶段及其中国影响,并从中思考了社会现实语境的变化及其与理论创新发展的关系。

   在理论资源与学科反思的层面,广西师范大学麦永雄教授以“跨文化诗学”的概念对当代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理论重新进行了梳理,归纳出5种理论图式,提供了跨文化视域下文艺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新理论经验和思想资源。暨南大学朱巧云教授则从具体的研究领域对新文科研究范式的革新进行思考,提出新文科语境下海外华人诗学研究要注重多元语境的还原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要重视海外华人诗学的镜像作用强化异质文化的价值互动、要注重成果的实际应用。而华南师范大学李艳丰副教授、暨南大学刘惠明博士则分别从审美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两个领域,分析了新文科所带来的学科研究范式的革新。中山大学赖锐助理教授通过对中国新时期以来文论界反思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三种路径进行辨析,认为只有摆脱以二元论为构架的唯认识论思维的钳制才能促进文论的创新。

   这些发言展现了一种纵深的学科史、学术史视野,立足于现实语境与学科创新的关系,展现了一种传承与发展的历史理性精神,是新文科建设基础性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 、立足教学实践,探讨新文科教学创新与人才培养的经验与问题。

   随着教育部对本科教学的重视的不断加强,新文科如何革新教学实践,是高校教师所面临的迫切课题。华东师范大学刘阳教授立足华东师大文艺学的教学实践,从情境融合、知识融合与评价融合三个层面,提出能够体现新文科精神的教学观念,并从课程难度设计、作业评价等方面介绍了华东师大的经验与思考,同时,刘阳教授也提出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在博士培养越来越专业化的情形下,博士将来如何成为以交叉学科为取向的新文科建设的主体力量?这个问题在之后的讨论中得到了回应。福建师范大学颜桂堤副教授从顶层设计、学科基础、培养改革、扣紧特色等层面归纳了福建师范大学新文科建设的探索,并从三大机制的融合的实践,梳理了文艺评论人才培养的经验。暨南大学傅莹教授从如何快速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模式的角度,对暨大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中,跨学科理论的夯实与跨界的实践参与两个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而深圳大学钟雅琴副教授则对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培养模式教学经验进行分享,并对文化产业数字化的新语境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作所带来的挑战进行思考,认为加密时代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凸显了科技与人文融合的迫切性。

   在具体教学案例方面,广西师范大学张玉明博士从《红楼梦》的具体教学案例探讨了新文科教学的实践。中山大学丁文俊博士则以从工业遗产及其记忆功能角度,对紫泥堂作为美育项目的潜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四、从具体的研究领域探索交叉学科研究的可能性。

   新文科建设下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建设,最终还是要回到具体的研究领域来贯彻落实,在交叉学科研究的可能性方面,与会专家学者亦有探讨。比如暨南大学闫月珍教授以回归经验的方式,抓住了“营造”“技艺”与“手”三个关键词,重新反思艺术与技艺的关系问题。赵静蓉教授立足数字时代的新现实,从“见证”的维度讨论其本质,并从复杂的媒介形态及其不同见证方式的差异出发,探讨了数字时代相比前数字时代见证方式作为一种复杂的实践行为的根本转变,由此提出需要拓宽见证概念,更新话语方式,以适应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化实践。华南师范大学张巧博士从图像时代感知范式的变化中讨论了“真实感”的新问题,与暨南大学赵静蓉教授提出的数字时代见证问题进行了呼应。华南师范大学凌逾教授思考了从“跨界”向“融界”转向的必要性,从文艺融界创新的个案经验,探索21世纪融界文化发展的可能性问题。暨南大学曾一果教授则对陈诠的文化主义思想进行了阐释,从中肯定海外华人学者早已雷蒙·威廉斯提出文化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而汕头大学曾小月副教授、暨南大学王小英教授、江苏大学戴文静副教授、浙江财经大学张欣博士、中山大学李石博士、暨南大学刘文昭博士、阿尔伯塔大学陈蕾蕾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徐诗颖博士等年轻学者,则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视角,结合翻译研究、文学研究、族裔研究、传播研究等方法进行了研究实践,拓展了跨文化传播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论坛的最后,由暨南大学郑焕钊副教授作总结。郑焕钊认为,此次高峰论坛,大家对新文科建设的未来发展、新文科视野下文艺学学科如何发挥跨学科优势、拓宽学科发展边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融合,已成为当下文艺学界各领域学者的一种自觉。历史经验的祛学科化还原、现实经验感知结构的变化、媒介的主体的重塑、跨国文化政治的交流等本身具有跨界融合性质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命题,文艺学研究对于新文科建设已经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呼应。然而,如何打破现有学科体制壁垒是学科交叉融合的迫切需求。在新文化经验的语境中,进一步拓展科技与人文的交叉融合,不仅需要学者的思维观念的更新,更需要学科制度的创新,只有新制度与新思维的充分互动、融合,才能让文艺学学科更好地响应新文科建设战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发挥学科优势、多方跨界共赢的生态化发展态势。


本文作者丨郑焕钊 陈瑞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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