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何炳松，年过花甲的赵纪松先生充满了敬仰，“我的外公何炳松虽然英年早逝，但他一生中有两个十一年最为精彩，一个是在商务印书馆，一个是在暨南大学，而他在暨南大学的十一年可以说是暨南历史上最为艰难坎坷的一段时期。”

赵纪松是暨南大学老校长何炳松的外孙。7月13日至19日，由学校党委宣传部组织的寻访“暨南精神传承人”社会实践服务团师生从广州出发，前往上海，开展以“暨南精神传承”为主题的寻访、调研。寻访期间我们拜访了赵纪松，并记录了有关何炳松校长的旧事旧闻。

尽管何炳松长校后率领全校师生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创造了暨南大学在真如时期的辉煌，并使其成为国内最知名的国立大学之一，把他主政暨南的十一年看作学校历史上最为艰难坎坷的一段时期也丝毫不为过。八·一三事变前，何炳松便作好应变准备，带领暨南师生迁入孤岛坚持办学，同时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福建建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领导师生克服艰险一路迁徙福建，在战火纷飞中赓续着高教火种；抗战胜利后，又为解决暨南复员上海的校舍、师资等各种问题奔走于政府部门之间，直至一病不起。

尽管赵纪松从未见过自己的外公，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就一直协助母亲何淑馨女士宣传何炳松、弘扬“忠信笃敬”的暨大精神。除了从母亲口中了解到何炳松的事迹外，赵纪松自己也不断地从各种媒体上阅读、收集有关外公的各种资料。

（赵纪松展示文化长廊）

史学大家出掌暨南大学

（青年时期何炳松）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22年后，何炳松翻译的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被认为是“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 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以中国史学方法治西洋史”。

（何炳松史学论文集）

（吴文祺题词）

何炳松为20世纪前半叶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极大贡献。在长校暨南大学之前他已在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担任了七年的编译所所长。他若“留在商务这块园地里，为学术事业而耕耘，假以时日，必然大有作为的。”但何炳松认为培养华侨子弟意义深远，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暨南大学。

1935年7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何炳松为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彼时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日本侵华加剧，战争即将爆发；而暨大学潮迭起，无合适人选可以长校，学校校务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何炳松明知时局艰难、任务繁重，依然接受任命，随即到校视事。

何炳松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暨南办学理念。9月12日，何炳松在学校举办的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了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我们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争权夺利之政客。况且暨南比其他大学另有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能面向海外发展，能在外界立足。”为达此目的，他确立了三项方针，即学术标准化、财产合理化及团体生活纪律化。

（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

要办好暨南大学并非易事，何炳松广纳贤才，尽力邀请著名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当时的各院系主要负责人阵容，均一时之望，如周予同兼任教务长、郑振铎兼任文学院院长。此外，全校延聘的著名教授还有周谷城、许杰、郭绍虞、周宪文、张素民、傅东华、陈逵、钱亦石、胡愈之、孙贵定、储凤仪、曹未风、李健吾、孙怀仁、戚叔含、孙大雨、刘大杰、钱钟书、张世禄、董任坚、吴泽霖、吴文褀、袁文彰、江之永、陈麟瑞、程俊英等。

（1936年暨南大学校务会议选举会员合影。左三为何炳松）

在何炳松的领导下，暨南大学很快就有起色，社会舆论对暨大也越来越看好。1936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在《东方杂志》撰文评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时指出，“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何炳松对此表示：“因全校师生的一心一德，共同奋斗，不特校务渐入正轨，学术空气也日趋浓厚，凡是爱护本大学的人，无不奖勉有加，甚至把本大学和清华、武汉、中山等大学相提并论，我们全校师生感愧之余，自当格外努力，期于最短期间，把本大学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等学术研究的机关，希望能为国家造成若干健全青年。毕生从事于学术救国的工作。”

坚定的爱国心：汉曹两立

1939年何炳松在重庆面见蒋介石时曾直言：“上海终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区，非至最后关头绝不可轻言放弃。”这一句话触动了蒋介石，并成为日后委任何炳松为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原因之一。孤岛办学时期，何炳松除了暨南大学的校务外，还受教育部的委托负责管理上海各国立大学及各特种文化教育机关的临时经费。尽管时局艰难，他不卑不亢地处理校内外的一切事务，带领暨大师生先后在租界的三处校址坚持办学达五年之久。

旁人眼中的何炳松一直沉稳冷静，但遇到事关民族大义之时，他会挺身而出捍卫民族尊严。1940年3月9日，汪伪政府命令大中小学放假一天，以庆祝该政权的成立，上海大部分学校都不敢违命。据赵纪松了解，暨南大学曾经有左派、三青团、两种派别的学生同时去校长室要求校长就此事表态。何炳松无所畏惧地当着所有学生的面以“汉曹

两立，忠奸不并存”两句话表达了他拒不放假的严正立场。

何炳松始终支持暨南大学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暨大学生在法租界时经常上街贴标语，演讲抗日并举办募捐活动，导致整个学校被赶出法租界。可是何炳松并不责怪这些爱国学生，而是和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副总办的堂侄何德奎一起在上海花了几天的时间寻觅新校址，最终租得康脑脱路（现为康定路）528号一所教堂为校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在《最后一课》中所描写的暨大停课、关闭过程就发生在那处临时校舍。

内迁建阳的艰难历程

早在抗战初期，考虑到中日之战非短期便能结束，何炳松便提前开始筹划将暨南大学迁往内地的事宜。由于形势多变和教育部的迟疑不决，四年间“勘定地址，建筑校舍”的工作诸多不顺。1941年7月教育部明令暨大在福建设立分校后，何炳松旋即派周宪文、吴修前往福建实地考察，最后决定以位于闽北建阳县城郊童游镇的文庙为校址，开始筹设暨大分校。

孤岛时期的暨南大学于1941年12月8日关闭。1942年1月开始，师生们便分批自上海经杭州、金华、江山、浦城前往建阳。他们一路日夜兼程，饥寒交迫，还必须偷越敌人封锁线，甚是艰险。而何炳松直至处理完全部校务后，才在3月25日离开上海。为避免被日伪抓捕并胁迫加入汪伪政府，他一路化妆出行，历经各种风险。1942年6月暨大内迁完毕，并取消分校；9月各院系在建阳全面复课。可以说，暨大南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正如时人所评：“上海的高等学校众多，真正能够排除万难，迁校成功的只有暨南大学一所。这不能不归功于何炳松校长的爱国热忱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师生员工不怕艰苦，团结在校长的周围，共同克服困难的决心。”

（何炳松与国立暨南大学一九四三级毕业生同学合影）

在山城文庙里办暨南大学

上海内迁师生抵达建阳后，何炳松首先抓了以文庙为中心的校区建设。当时暨南大学师生的疟疾和痢疾发病率极高，他竭尽全力组织医护人员及时救治患者。对于很多身无分文的流亡学生，他则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食宿及过冬衣被问题。此外，他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解决暨大经费周转、师生口粮供应以及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的不足等诸多问题。学校一度缺乏师资，但由于他求贤若渴，提倡兼容并蓄的学术自由，内迁两年后就建立起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孙怀仁、方光焘、沈炼之、戚叔含、胡寄南、卢怀道、谢振亚等各科名教授。与此同时，何炳松还聘请了王亚南等著名学者来校讲学以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

（1945年6月2日，在建阳与暨南大学训导处同仁合影。左四为何炳松）

国难当头，何炳松要求暨南大学的学生“‘敦品励学’，以报效国家，养成一种抗建人材。”他不但重视在学校营造浓郁的学习气氛，还大力支持和鼓励学术研究会、艺术团体、同学会等多种形式的学生课外活动。此外，由于他的宽容和保护，该校爱国学生运动逐步壮大，暨大也因此被称为“东南民主堡垒”。何炳松对学生的殷切关怀感动了很多暨大学生。在他担任校长10周年之际，学生们自动发起为他举行纪念大会，还为他表演了一台平剧。

复员上海，身殉文教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正在养病的何炳松立即抱病赶回暨南大学筹划学校的回迁。他设立了暨大迁校委员会，并亲自前往上海为接洽校舍、聘请师资多方奔走。在其撰写的《对于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复员及国立暨南大学复员之意见》中，他对回迁后的临时校址、学院和南洋研究馆的扩大、各院系增设南洋问题的必修课和侨生先修班增设等问题提出了详细的规划。

何炳松身体素来虚弱，失眠症严重，曾两度因肺病发作而疗疾数月，回上海后因公务繁忙病情日益严重。1946年5月，正值暨大复校在即之时，教育部突然下令何炳松改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他不得已接受任命后，即刻不顾病体一面处理暨大移交事宜，一面开始为英大的校址选择和师资聘用劳心劳力，最后病情加重，于7月25日去世于寄居的中华学艺社宿室内。何炳松去世后，社会各界举行了千余人参加的大殓仪式，他生前工作过的10多个文教机构举行了三百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与他共同度过抗战岁月的暨大学生在复校上海后不久也举行追悼大会以表达他们对老校长的思念和对当局撤换校长的不满。

 “在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的十一年间，何炳松呕心沥血，将暨大办成了一所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著名高校。不敢说何炳松是对暨大贡献最大的人，但是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对暨大有重大贡献的校长之一。”赵纪松如此评价说。

（赵纪松采访现场）

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暨南精神代代相传

何炳松主持暨南大学校政后，明确提出要为“复兴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发展”培养“将来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人物。”作为国内华侨教育最高学府的负责人，他特别强调要落实暨大的两项传统要求：全校学生都要修《南洋概况》这门公共必修课，以及每个本科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此外，他还在暨大加强南洋问题研究所的建设，并大力支持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何炳松的这些举措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熟谙南洋情况，能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有用人材，在促进当地社会发展和中外人民友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何炳松生前的大力提倡，“忠信笃敬”的暨南精神影响了每一代暨南人。赵纪松的母亲何淑馨是何炳松的二女儿，也是1943年9月在建阳考入暨大外文系、亲身经历了暨大最艰难岁月的老校友。她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在她生命的最后30年里把自己的精力和退休工资几乎完全贡献给了在国内外宣传何炳松以及弘扬暨南精神的事业。受其影响，赵纪松身上也流淌着暨南精神的正能量。他不仅继承了母亲未竟的事业，为宣传外祖父和暨大继续努力，还身体力行外祖父“忠信笃敬”的精神，无偿地为社会服务。

赵纪松积极参加暨南大学上海校友会的活动，经常为办好校友会出谋划策，有机会就向校友们介绍外公献身文教的一生。他退休后把所居住的社区当作发挥余热的平台，数年如一日地为居民服务。他因地制宜，在每户的外墙上布置了曾在本社区居住、生活过的名人的生平介绍，美化社区的居住环境，带领邻居们一起共同建设文明里弄。为改善社区老人食堂的伙食，他曾经在那里“潜伏”两个月以了解老人的用餐状况，然后在社区附近调查研究，最后为社区老人食堂找到了较为可靠的新的承包商，有效地提高了伙食质量，获得了用餐老人们的好评。当别人问赵纪松为什么要为社区做这么多工作时，他简单地回答说，他的外公给了他很大启发。他做这些社区工作不是要做官，不是要表彰，也不是要钱，而是要像他外祖父一样，认真实践“忠信笃敬”的暨南精神。

上海的暨南大学旧址，无论是真如校区还是康定路528号，在历尽70余年沧桑后的今天都已破败不堪，甚至面临被拆迁的命运。这些旧建筑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不复存，但它们所见证的何炳松老校长为发展我国华侨教育事业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将永远成为每一代暨南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物卡片】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我国现代著名爱国人士、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早年官费留学美国。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中华学艺社理事长等职。1935年6月至1946年5月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并曾兼任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在主政暨大的十一年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使暨南大学历经艰险而岿然不动，为暨大和华侨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抗战期间，还与其它爱国人士合作，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搜购大批善本古籍，保护了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

何炳松二女儿何淑馨说过，父亲多次手书暨大校训“忠信笃敬”。这是父亲一生坚守和践行的古训，也是暨南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