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由我校文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诸子学与中国哲学”高端论坛在校友楼会议厅举行。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景海峰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武汉大学哲学院吴根友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方勇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刘丰研究员受邀担任本次论坛的对话人。此次对话由我校哲学所高华平教授主持，他指出：先秦诸子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源头和思想资源，对此后数千年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与会学者围绕“诸子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诸子学的特点及其源流”、“诸子与经史之学的关系”、“诸子学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讨论，香港中文大学郑泽绵老师等校内外教师与我校本科生、研究生一起聆听了这场精彩对话。

针对子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郭齐勇教授认为，广义的子学，涉及天人关系、性与天道关系等问题，这都属于中国哲学的问题，其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别。子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资源，并提供方法论的启示，而不只是被动的研究对象。郭教授指出，既然作为哲学，就有“普遍性”的问题。若要面向世界，就要在传统子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哲学诠释学来研读子学，通过中西互释的方法，使子学与中国哲学开出新的文化慧命。这是研究子学的“两行”之法。

景海峰教授讨论了子学与经学的关系。他指出，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为强调传统哲学中所谓原创性的思想，子学因而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但是，从今天来看，中国哲学的研究基本还是沿着经学的脉络发展。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离不开经学，不过子学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子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先秦诸子的阶段；二是汉代以后经学与子学交织的阶段，三是清代中叶至今，在西学的冲击下，子学被置于现代学科体系中研究。今天，我们要把子学作为一个有连续性的对象进行还原，将其价值放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中重新认识。

陈少明教授就子学与哲学、史学的关系展开了论述。他从《汉书·艺文志》讲起，认为子学上接于经，下启经学与史学。之所以现在将子学与哲学连在一起讨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子学涉及“道”、“是”与“非”等许多概念，其为经学所少有。对这些概念之内涵的思考，可以开出普遍性的哲学，为如何做中国哲学提供启示。陈教授专门讨论了子学与史学的关系，认为子学开出了“讲故事”的传统，区别于“描述具体经验事实”，而作为未直接经验其事者进行叙述。区别在于，子学中的“讲故事”未必以其为真，而史学则不然，且能为前后之事予以一种历史的解释。

吴根友教授辨析了“诸子学”与“子学”概念的异同，他区分道：诸子学指先秦诸子之学及后世对其的研究；子学指对子部学问的研究，而子部包括从先秦至清代在六经外立论之学。子部的学问，既有思想性的，也有知识性的，即涉及实用的兵、农、医、天文、算术、术数等知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哲学也兼而含有这两个面向。当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去后，纯粹思辨的哲学也失去了其韵味。广义的子学研究，则兼涉此两面。如今的中国哲学研究，可以从子学的上述传统中获得思想资源，以应对与当下最新科学技术相关的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使哲学能应对自然科学新发展带来的挑战。

方勇教授分析了诸子学的现实关切问题。他认为，先秦时期，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孕育了诸子百家之学，故其论著往往包含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近百年来，经济与科技等方面的不平衡，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以从先秦诸子学中获得启示。就研究方法言，方教授认为，现在对诸子学的文本校勘、资料收集、注疏解释等研究，只是研究的早期阶段，下一阶段的研究，应该发挥诸子学更大的功用，使其在中华民族下一轮的文化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助益。就经学与子学研究看，在经学研究兴盛之后，很可能将重新迎来子学研究的复兴。

刘丰研究员首先分析了诸子学的源流，他赞同《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论，称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上古三代统一的王官之学，应是诸子百家思想的共同源头。而承载先秦礼乐文明的经典，主要是孔子编撰和儒家所传承的六经，所以《汉志》称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但诸子都是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情境，在继承礼乐文明的同时，又完成了哲学的突破，提出一套一统天下，或建构天下秩序的方案。刘丰老师进而指出，儒家经学曾经定于一尊，但在现代自由、平等的学术理念下，无论是经学，抑或是儒家，均应还原为诸子之一，我们应以平等的态度究观百家。

在互动环节，现场师生与六位对话人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最后，主持人高华平教授对六位对话人的发言作了总结。经过近三小时的对话和论辩，本次活动最终圆满结束。

文|李元骏  图|甄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