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下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教授做客暨南大学，在教学楼129教室为广大师生做了一场题为《翻译现代性——五四期间的翻译》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文学院黄汉平教授主持。

赵稀方教授以“漫谈”开始，对比了当代中文系学者与外文系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他认为，不同学科的学者应打通研究方法，只有获得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思路，而不是局限在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之内，才能站在一个高度推出优异的研究成果。

七十年代以来，国外学界出现翻译的文学研究转型，即将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翻译研究。简言之，就是将翻译作为一个文化阐释和文化塑造的手段加以塑造。在前提上，它打破了原著中心论的传统。也就是说，翻译的移植并不天然的对等，变化是必然的。正如在后现代历史观念的变化，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文化研究视野里的翻译研究由研究“翻译如何对等”到“翻译为什么偏离”。翻译偏离的原因，自然是历史语境的变化，由此展开对于思想史的描述。

那么应如何“以古鉴今”呢？赵教授随即回顾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和翻译家。从晚晴到五四，文学翻译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的巨大贡献，是为中国文坛确定了文学的阶段和等级。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之所以鱼龙混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坛对于外国文学认识不清，区分不了通俗作品和名家名著。陈独秀的分法未必准确，但给国人提供了一个识别西洋文学的标准，对后来的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另一位新文学主将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改革思想的一词概括，也是他对于翻译思想的一次系统表述。胡适认为创造新文学唯一的方法就是翻译西洋文学。鲁迅首次发表译作的《新青年》七卷一号，是后期《新青年》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结果是，胡适逐渐淡出《新青年》。周氏兄弟的时代开始。特别从翻译的角度看，周氏兄弟——主要是周作人——取代了胡适在《新青年》的主导地位。在翻译方法上，周氏兄弟对中国翻译文学的最大贡献是“直译”。

以翻译为视角，一些文化现象也有了新的解释可能性。赵教授指出，五四时期的两大文学派系——《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引进西方，而是该引进哪个部分。《学衡》派的思想理念是“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即融通中西文化，一方面阐述国学精粹，另一方面介绍西学经典。《学衡》的翻译思路，也由此而来。

在随后的互动提问环节，师生们踊跃发言。一场原定2个小时的讲座，足足开了3个小时，可谓一顿“超值”的知识套餐。赵教授的睿智解答，以及与主持人黄教授的幽默互动，都给在场同学留下深刻印象，更有广东工业大学的学者慕名而来，一睹赵师风采。

主讲专家简介：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室主任，“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负责人，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文学评论》编委、“人大复印资料”执行编委等。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人，台湾成功大学、东华大学、波兰罗兹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著有《小说香港》《后殖民理论》《理论与历史》《翻译与现代中国》等著作，主编“后殖民经典译丛”。曾应邀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韩国等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演讲。

                                                            （ 陈志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