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6日第830期第二版“大家印象” 

每天早上8点，84岁高龄的詹伯慧都会准时骑着自己半旧的自行车，前往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办公室。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退休十年来，坚持“退”而不“休”。如今他又被学校返聘，以首席专家的身份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繁重的研究任务没有令这位已耄耋之年的学者产生丝毫懈怠，“还是要兢兢业业，学术科研永远没有尽头”。

“来，扫一扫”

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詹老的微信一直响个不停，有学术团队，也有亲朋好友。“有了微信，跟谁交流都很方便，来，扫一扫，加上我。”他兴高采烈地说。在记者接触过的老教授中，詹伯慧可谓是最能“与时俱进”的，“上网查询资料，手机微信方便学术团队联络，信息化时代这些你都得跟上，做学问也是如此，对新事物要包容”，“你看，数字化建设也是我们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詹伯慧谈到自己手头正在紧张进行的社科重大项目，他兴奋地向记者描绘着项目的进展情况，尤其谈到项目核心成果——《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时，他不禁轻轻拍打记者的肩膀，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国汉语方言词典的编纂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积累了大量语料，但这些成果还不能涵盖所有汉语方言，难以满足汉语方言学不断发展的需要”，“编纂这样一部涵盖汉语方言和方言学方方面面、容纳大量汉语方言学百科知识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是汉语方言学界的当务之急。”詹伯慧表示，这本词典的编纂会一如既往地“与时俱进”，充分加入数字化建设元素，“这将有利于发掘和利用汉语方言的丰富资源，达到大力提升汉语方言社会功能的目的”。

方言领域“大显身手”

詹伯慧的父亲詹安泰是我国著名词学研究大师，但他却没有“子承父业”，而是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学术之路。“我从小也喜欢诗词，但最终没有跟着父亲研究诗词，小时候就想，我要学一门在家里学不到、需要下苦功夫的学问。”詹伯慧说，他是在多方言的环境里长大的，“和我父亲讲客家话，和母亲讲潮汕话，上小学时，跟着父亲辗转到粤北坪石，就进了用广州话教学的高小”。中学时候，与詹安泰来往的学者朋友往往到家里做客，席间谈论学术，詹伯慧在一边旁听，听到王力、岑麒祥等学者有时也谈及语言、方言，他听着听着，便渐渐对语言和方言产生了兴趣。后来，他考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开始了自己的语言学研究之路。

20世纪50年代，詹伯慧经恩师王力推荐，从他工作的武汉大学到北京大学，跟随汉语方言学大师袁家骅进修汉语方言学，其间参加了袁家骅主持的《汉语方言概要》的编写工作。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方言的著作，在海内外语言学界具有广泛影响。

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詹伯慧的理念是：首先，要有一个“大汉语”或“整体汉语”的观念，要对汉语方言有总体上的认识，才能有的放矢地对各地方言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其次，要以语言事实为根本，辅之以人文背景，构建方言研究的基础和理论，并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方言调查和研究。最后，还得注意处理好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

学术成就源于执着

詹伯慧说，他之所以能在语言学研究上取得一点成绩，秘诀就是执着。他的很多研究项目一干就是十年八年。在研究过程中他有信心，坚信好事多磨，有志者事竟成，最后一定能够成功。他平生参加过许多需要花大力气、长时间的学术“工程”，如编写《汉语大字典》、《大百科全书》、《广东百科全书》，对广东粤语进行长时间、有计划的全面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组织粤港澳一批粤语专家，主持粤语审音、编纂粤语正音字典等一系列工作。

执着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詹伯慧始终认为，语言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语言研究要为语言实践服务、要与语言应用结合。研究与应用结合，必然会使语言学研究者具有大局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詹伯慧50多年如一日地关心、支持语言的社会应用工作，不遗余力地配合各级语委做好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推广民族共同语和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他经常强调，语言工作是关系全社会的工作，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要注意工作方法。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对待一些新出现而有争议的语言现象时，他呼吁多做调查研究。在推广普通话的高潮中，他一再提醒人们要正确对待方言，要明确推广普通话不是要让方言消失，而是让人们在通晓自身方言之外多学一种全民通用的共同语，从单一的语言生活过渡到既会说方言，又会说普通话的生活。当一些人不明就里，将方言与共同语对立起来时，他的这些见解及时纠正了人们的偏颇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