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建陵如州--

建陵如州

前言

年逾九十的张陪刚先生有一幅对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横批为 “看待人生”，作为老一辈革命者说出此语，我甚至不敢细想此话对老人自有的深意。但说作人，行事前必要先看透，然后再作，这实在所言不虚，至少我们可以得到选择的权利。愚人而治者们似乎以为看不透者易于规训。其实看透后敢于忘情山水者古今却也寥寥可数，大多是如先生一般执着者。由此可见看透是应心意，不全看透则因心境，或者装糊涂了。

因为一个幕后规则的存在，少年的思考总是划着相同的圆圈，重复着从起点回到原点的过程。于是那些我们看似依旧的面庞，其实已经经历风雨。入世者们因此惊奇地发现，自己千辛万苦地思考这么久，结果却不过和那些没有想过的人一样。

同样的，怎么看待这所学校俯仰间的一景一物，并不会影响我们最后少得可怜的结果，但我仍然喜欢为它们付出坐而论道的思考，这是我的敬业精神。

（本版责任编辑文多）

1．一号楼的废墟：

蒋梦麟先生曾经对大学的建筑有这么一个提法，那就是大学要有大师也要有大房子，蒋先生认为只有能在良好的环境里养成良好的习惯，离校后即会依此改良自己的生活。

学校这些老房子的拆除，很显然遵循此道，而对于没有丝毫感情于我的这些房子，我是很乐于见到它们倒掉。直到我惊讶地发现这些旧楼在前辈者心中的地位。在校者只是看到这个情节的表面，其实它内里有无尽的伤感。

毕业者们在现实，伪善无常的外头漂泊一段时间后，无论时日长久，难免怀念大学这段人生最后的善良时光。这种怀念已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怀旧，或者对母体的思念，而是人性真诚一面的回归与找寻。可旧楼的拆除则将这种寻找归于徒劳无功——甚至这本身即象征了自身道德的崩溃与重建。

于是世界观的改变与这些废墟的结合，终于形成可怕的空虚与悲凉，而我们万难体味。

（上图摄于拆除后的一号楼废墟，下图为新建的医学馆大楼。）

我们的社会怎么评价大学生？似乎幼稚与低人文是非常流行的说法，愤青与追星被知识界批得可怜可笑。不过我想知道，这如果可以怪责于我们，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当下的文化。

人类自有思考以来，性格建立我们独有的第二天性。然而这一点却使我们忘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而存在。哲人们的高见玄之又玄，但是对于其它动物而言，这再明确不过，个体的生命是为了族群的延续：生殖与是第一位的，而生存只是这个理由的基础。我们人类却因为思考，从这个理由解脱而出，于是生命的目的纷繁复杂。本能为动物的这个存在理由制造出一种激情——献身，籍此给予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存与终结动力。而人类也有这种激情，只是我们大多时候是在为一个社会认同的目标献身，去代替固有的原始理由。每个文化有它自身制造的图腾，用以给人们一个生命的理由。宗教与儒家文化都是如此，它们为人类制造一个存在的目的，并且制造了一个目标去投放这个激情。我们的文化里，这个目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是等级制度也是一个献身的理由。不过，这个“封建糟粕”如今已被挖去，而新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又被怀疑架空。因此，我们的文化在今天是残缺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真空由此出现。

大学阶段，即青春期之后，我们心理上的个人世界已经日渐完善。自我观察的眼光从外界回到内部时，这个根本的缺失暴露无遗。没有目的的生命不能存在，否则就是自我终结。不过，我们的文化在没有一个明确目的之时，一个潜在的，商品化社会的必然存在理由占据了这个位置，这就是自我感官刺激的追求替代一切。这被称为现实，也就是自我大于一切。之前提到过，这个年龄段的自我意识是渐浓的，这势必加剧这种生命价值的发育。不过后者自然是次要的。大学生只是一个文化的体现，我们的幼稚与低人文来自对感官刺激的追求，如果我们也要被成人社会鄙薄，则我只能嘲笑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是什么，在上游下毒的人也可以嘲笑我们吃的是死鱼？这才是最可笑的。而我们对文化的反映毕竟还停留于幼稚，而不是伪善的追名逐利，这已经可以让嘲笑者自愧不如？

与其说大学生是幼稚的，不如说还是善良真实的，无论这种真实的末日已经不远。

（照片摄于西门，暨大的外围。这栋高楼的阴影遮盖了矮矮的暨大。）

我们学校由学生组织的活动例来是广州第一。我们对此的解答也是众说纷纭，我认为这来自一种模拟性：暨大本身的氛围给我们一种社会倾向，这不同于其它大学。于是我们跃跃欲试地在这里模拟。虽然有时候这种模拟看似办家家酒，例如有的人在一个学生部门从事管理，于是他（她）看一些管理学的书，甚至可以背出一些专用名词。

这未必可笑得一塌糊涂，模拟虽然不够真实，但是一种世界观却从这种模拟中传接下来，并且重新、彻底地塑造我们的性格。

从这里可以看见，这堵围墙无意间流露出一条真理。它对内更高，而对外反而较低。

大一的孩子会以为我在开玩笑，不过在这里停留越久，这一点越不难发现。大学本身是一个小小的社会，按照这一点来看，内外不同也不难理解。

围墙充当的使命就是维持状态，因此它的隔绝性是第一位的。防御外来者只是其中体现之一，因为外来因素只是造成伤害，而内在的因素维系自我之所以成为自我。所以，对内的保存才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放在大学来说，我们无法阻止外来者与外来文化的进入（后者甚至是必须的）。如同一个村落不可能完全没有外姓人、外地人的进入，对于此，他们所作的不是搬进深山，而是建立祠堂。对内保存一种文化，以此同化外来者，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大学也是一样，制造校园文化，并把她（他）们统统打上暨大的烙印。（摄于西门公车站）

这个小屋子就是学校的广播站，它时刻吸引着我去思考它。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声音与实体的分离（撇开它不说，我们的存在本身是无时无刻的分离着）。

能看见的实体带有社会性，它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一点。而能听见的声音来自思维，至少绝大多数时间来自大脑的思考。

声音（并不专指语言）是来自思维的，即使阅读也是一种内心的思考，至少我不敢想象没有思考的阅读与浪费时间有什么区别。而看到是直接刺激我们的实体感官，无论评论界怎么解释“读图时代”只是一种大众对真实的追求，我只将这种说法看作是一套专业把戏，读图只能是一种平面方式的直接刺激方式。

实体与声音从出现就是分离的，而现在它们分离得更远，感观刺激加剧了这种分化。对自身实体的刺激寻求，感性声音的魅力在这个时代横行霸道时，它也责无旁贷地弱化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声音的商品经营者发现这个规则时，他们把声音也变成一种刺激实体的方式，我无法具体地去考证这始于什么年代，但是相声与流行音乐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们的广播站也如此经营，它在作为声音一部分的语言功能上操作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执行着这一套物质社会的规则。（图为暨南大学的广播站外）

在为暨大写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词语确实丰富，然而这一点来自我们的感性。它们本身重来不甚准确，太多的现象因为表述工具的笼统化而浅尝辄止或言之不尽。而我的这些想法来自感性的反面，绝没有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如果有的话，我只是想感谢暨大给我的性格，并且深深地热爱本系。